贾平凹在小说中展示的乡村矛盾冲突以及乡镇干部经历的种种困惑艰难，与平日新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并没有太大差别。倘若止于此，那还需要文学干什么呢？
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带灯》刚刚问世，就赢得如潮好评，有的说这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新突破，有的认为这是“底层文学”写作的巨大收获。就连贾平凹自己也在小说的后记中貌似谦虚实则自得地认为，这部小说描述了真实的“中国经验”。阅读市场上更是传来“利好”消息，说是正版书还没出印刷厂，盗版就已经卖到了作家的家门口。自去年年底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多年在自娱自乐中疲软不堪的“纯文学”就好比打了鸡血，一直处在大众关注的亢奋之中，难道《带灯》的问世，又将为纯文学带来新一轮高潮？
的确，与贾平凹过去的作品相比，这部长篇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题材来看，虽然仍是他操练得最为得心应手的农村题材，但是离现实生活更近了一层，讲述了一位充满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萤（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后改名为“带灯”）在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生活，这个题材是当下的社会热点。乡村纠纷、农民上访、旱灾水灾、征地搬迁、招商引资、农民工矽肺病等等层出不穷的问题让带灯心力交瘁，可她依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叙事来看，贾平凹改变了过去散点透视、让细节兀自招展的叙述套路，将视点聚焦在主人公带灯身上，以她来引出“如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的小乡镇上其他人等的故事，叙事线索比较清晰。从语言来看，这部小说不像《秦腔》充满晦涩难懂的方言土语，让人读来磕磕绊绊，而是清新明丽，如行云流水一般。但是，题材和技巧的变化好比漂亮的外衣，也许能引发围观效应，但是，并不能掩盖一部作品根本性的缺陷——思想的贫乏无力。
在当代文坛，贾平凹绝对是才子型的作家。他对商州、秦川人情风物的独到摹写，充满奇诡的想象力，透射着深厚的传统文化韵致，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自《废都》患上“肾亏”之后，他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独立的思想支点，依然匍匐在浩茫的秦川大地上，显得茫然而焦灼。尽管他异常勤奋，新作迭出，但他无法像同龄作家张承志、韩少功、张炜等人那样构筑起一片精神的高原，以独特的思想光芒烛照时代和读者，因此正如朱大可所批评的，他“不仅是个俗人，还是个穷人”。他有着农民式的警惕和固执，一方面与流行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保持着一定距离，一方面又浸淫在传统的儒道释价值系统中浅唱低吟。在他的作品当中，儒家的刚健进取、道家的无为而治与释家的静悟解脱总是达成最后的和谐，深得中和之道，引人把玩。但是，你却无从在他的文字间寻觅到精神撕裂的痛楚与思想交锋的光芒，更感受不到他对于这个时代敏感而尖锐的穿透和由此带来的强烈心灵震撼。《带灯》这部新作，同样清晰地暴露了贾平凹的写作“短板”。
据贾平凹自己曝光，这部书的许多素材取自他的一位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女粉丝”，自己更去那里体验过几个月生活，加之他本是农民出身，对农村生活应该熟稔于心。按理来说，他对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观察应该有敏锐独到之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贾平凹在小说中展示的乡村矛盾冲突以及乡镇干部经历的种种困惑艰难，与平日新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并没有太大差别。倘若止于此，那还需要文学干什么呢？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冲击远远超过城市，传统的价值、伦理、道德、心理结构在短期内出现了近乎颠覆性的改变，既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也随之分崩离析，各种矛盾趋于白热化，而且越来越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难题亟待破冰，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贾平凹似乎无视现实的结构性分裂，也无意站在历史的高度，透过眼花缭乱的乡村社会乱象，去捕捉其中本质性的矛盾加以艺术化呈现和追问，他依然习惯性地以“奇观展览”的方式展示农民的愚昧、无知、肮脏、贪婪、野蛮、无理等种种一般意义上的劣根性，当然也不痛不痒地触及到基层官员的欲望、滥权、腐败等等，字里行间对那些挣扎在艰难生活中的小人物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尽管他宣称，“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但是这“最先进”到底是什么，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只能得出一头雾水，他确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于流俗。事实上，贾平凹依然处在博尔赫斯所说的“被传统所遮蔽的自我”之中，全然失去了鲁迅在《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中为新文学树立的坚定而凌厉的批判性品格，因而也就使得他的作品丧失了思想的锋芒，读来绵软无力。
当作家按照既有的思维惯性来处理全新的生活素材时，很难想象他会塑造出什么“新人”来。带灯和竹子都是乡镇干部，却更像是《红楼梦》里“水做的女儿”，白玉无瑕，处处清高寡合。人物间可能的冲突都被作家刻意淡化或消融，我们看不到“牺牲者”的反抗和挣扎，更看不到“娜娜”出走之后的余思。带灯的精神空间深深烙着贾式一贯的“不能挣脱儒家伦理规范的人物，至多是道家来抚慰”的烙印，反而显得矫揉造作，无助于“这一个”典型人物的塑造。贾平凹一贯被视为写女人的高手，但是从带灯的身上总是隐约看到他过去塑造的人物的影子，这种自我重复更进一步印证了作家的思想空间是何其逼仄。
在对于故事和细节的处理上，更是充分暴露了作家思维方式的简单化。譬如小说的结尾处，一边是主人公被萤火虫阵围绕，如佛一样周身光芒灿烂；另一边是镇政府的聚餐桌上，击鼓传花的游戏越玩越紧张，每个人都充满了恐慌，急着把花扔出去……清浊对比，立场鲜明。真实的社会生活如蛛网一样错综复杂，断然不是可以用黑白来清晰划分的。采用这样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呈现方式，显然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更遑论去把握社会的本质？
“带灯”是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光发亮之意，贾平凹选择这两个字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其寓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作家思想和灵魂深处的苍白，这种光亮无法穿透晦暗的现实，也映照不出真实的中国经验，更无法照亮中国前行。
尽管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自谦地说：“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但我更愿意将之视为贾平凹寻找不到突破之路后一种无奈情绪的发泄。对于处在困惑中的“纯文学”界来说，贾平凹的无奈是具有普遍性的。前些年，李陀就卓有见识地指出，要重新审视“纯文学”的概念，可惜他的呼吁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奔跑在“纯文学”的轨道上，大量的写作者沉醉于玩弄故事情节、叙事技巧和文学语言，拒斥写作深度和淡化思想锋芒，阅读活动也随之变得以追求快感为目标，整个文学生态变得日益轻糜、肤浅。久而久之，许多作家开始“脑残”，自鸣得意于既有经验，完全为流俗观念所遮蔽，变成了近视眼（惟发行量马首是瞻）或远视眼（惟诺奖或西方汉学家是从），彻底失去了穿透生活本质、展开独立思考以及进行勇敢批判的能力，文学中的思想空气也就变得越发稀薄。这样的文学，怎么可能不边缘化？又怎么可能赢得读者的尊重呢？
《带灯》，再一次给“纯文学”亮起红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