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顾生岳刚刚离去，今年5月23日宋忠元又走了。我在就读浙江美术学院期间，宋忠元先生是母校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更是我们敬仰的学术前辈。今天，从书架上找出当年的毕业留言本，上面就有宋忠元先生题写的寄语和签名，工整而圆浑的笔迹一如其为人，又翻开当年的学位证书，宋忠元的红色签章赫然出现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一幕幕往事恍如昨日，宋先生朴实谦和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

　　宋忠元与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等被美术界尊为浙派人物画的“开山五老”。浙派人物画的学术声望早就名扬四海，其艺术功绩和学术地位也已载入美术史册。然近年来，当代美术界日益躁动，而浙派人物画晚年的画风却渐趋宁静平和，其雄浑敦厚的朴实气息渐渐被当代美术的喧嚣所淹没，名噪一时的浙派人物画“开山五老”的名字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被年轻一代画家所遗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的宋忠元等一批年轻画家在现实主义的革命文艺运动中创作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人物画作品，展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也赢得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赞誉。他们大都从西洋画起家，具有良好的素描造型基础，后因工作需要转入中国人物画的学习、创作与教学，在潘天寿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探究传统中国画的画理画法与美学内涵，不单精研任伯年、陈洪绶等大家的人物画作品，还将传统花鸟画的经营之道和笔墨之法引入人物画创作，又远赴敦煌、永乐宫等地，实地考察古老的石窟艺术，临习传统壁画达数月之久，反复揣摩壁画中宏大布局与细节刻画之间的关系，体悟其中造型的独特韵味及用笔设色的奥妙。不仅如此，他们还下矿厂，走车间，踏遍田间地头，跑遍边疆草原，深入苗、傣、藏、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创作了大量生动的人物速写作品，并通过对生活原型的提炼和概括，结合当时的革命主题，创作出一幅幅动人的中国画作品。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西洋素描进行中国式的改造，削弱明暗光影的作用以及物体的体积感和空间性，突出线在造型中的表现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画审美特质的专业性素描和线描。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现代性的革新，在保留传统文人画形神观和笔墨格调的基础上，勇于打破旧的程式框框，根据当时徐悲鸿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需要，结合西洋素描的造型优点，开创了一套崭新的中国人物画笔墨语言和画面形式。这种语言和形式不是传统笔墨与西洋素描的表面叠加，而是在深入研究中西美术传统之后的一种深层次的艺术融合，比蒋兆和先生的现代水墨画探索更为彻底，也更具有传统的内涵。这些艺术革新不同于当下某些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的“学术”探索，不同于完全发生在画室里的那种闭门造车式的纯粹的本体性的艺术创新，这一切都发生在画家真情服务社会的过程里，是在创作实践的运用中展开并深入的，不仅有画家主体的审美选择，更有客观现实的针对性。因而，其文化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越了美术本身。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浙派人物画坚持革命文艺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路线，尽管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色彩，存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却仍然创造出辉煌的艺术成果，也吸引了众多的学习者和继承者。刘文西、吴山明、刘国辉、冯远、吴宪生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传承浙派人物画的过程中，或在个性化探索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或在专业性素描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实践。

　　发展至今日，“浙派人物画”的有一些继承者，在我看来并没有真正继承浙派人物画立足当下现实，勇于突破笔墨程式，并在实践运用中探索新的造型语言和笔墨语境的优良传统，而是固守浙派人物画的造型套路和笔墨程式，在把玩笔墨的游戏中走向表面、空洞乃至虚伪，或者披上了一层带有贵族化色彩的小资情调，画面矫揉造作、软弱无力，一派颓废景色，或者把自己洋装成超凡脱俗的隐士，画面仿佛古意正浓，而细看，分明是装腔作势、无病呻吟……

　　浙派人物画到底为后人留下了什么?是新笔墨?是专业性素描?是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是在创作中运用、革新和发展笔墨的经验?是直面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还是……随着一位又一位浙派人物画创始人的相继离去，浙派人物画的研究与继承，应引起我们进一步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