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寻欢作乐》剧照

　　“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们。”这句出自《恋爱的犀牛》中马路之口的话，对孟京辉本人也依然有效。这一次，孟京辉遇到了伯特兰·罗素，于是诞生了新剧《寻欢作乐》。孟京辉声称，这是首部把哲学概念引入戏剧的戏。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这部源于罗素哲理小书《幸福之路》的话剧让人看出了孟京辉的坚持，可他是否还激情饱满呢？

　　伯特兰·罗素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当哲学的智慧被打散，化为一系列有关“在我们这个普遍怀旧的社会里，一个人如何去获得自身的幸福”的追问，其实已经应合了孟京辉对戏剧的现实追求。思想沉重如铁，它应该在照进现实时，让人们看到那些炫目和斑斓。从话剧《等待戈多》开始，孟京辉就用炽热饱满、机智诙谐的戏剧风格，彰显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旨趣。他摒弃僵化呆板的现实再现，热衷于用诗化写意去释放青春的激情、思想的碰撞。想起十年前看《恋爱的犀牛》时那颗掉到地上的苹果，关于这一意象，我跟朋友争论得面红耳赤。如今回想，觉得很傻，不过孟京辉的确给戏剧的读解赋予了某种多义性，《寻欢作乐》也不例外。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快乐的总和吗？幸福并快乐着是什么状态？当这些追问生成，人们开始陷入其中之时，哲学的庞然大物已然凌空压顶。罗素把这一切拆解成了一块块铺路的地砖，孟京辉则给它们标上箭头，使之成为跳舞机。

　　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导演，孟京辉的成长是交织着启蒙和理想主义的时代情绪的。这种情绪也影响了此后借阅读和影视成长起来的70后和80后。当他们同时受到90年代以至新世纪以来纷繁多元的社会思潮、文化时尚以及浮躁现实的冲击时，一种在精英文化与平民表达之间游移的情感冲撞便迸发出强烈的激情。这激情是放纵的，态度是嘲讽的，表达则是各种迷乱的时尚符号、街头俗语。明明在探讨“幸福之路”，却标榜“寻欢作乐”，说话剧《寻欢作乐》是有哲学渊源的跳舞机并无失妥之处。

　　罗素的《幸福之路》涉及人类通往幸福之路上的诸多内省，诸如竞争、厌烦、嫉妒、热情、爱、家庭、工作等。这些片断式的分析像是孟京辉的灵感之源，跟具体的剧情并无太多关系。除了开始时似乎开宗明义的“点题”，此后便开始了肆意分解，用抽象于现实却又具体的动作语言、有舞台张力的情境布置，完成了一次充满娱乐精神的先锋狂欢。

　　在《等待戈多》之后，孟京辉以独具个性的导演风格，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在戏剧界造成深刻影响的话剧。无论是《思凡》还是《恋爱的犀牛》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深蕴其中的理想信念总被包裹在喧哗的娱乐声腔之中。孟京辉的诗意恣纵，对固有剧情的藐视，给人的印象像是打碎镣铐的斗士。只要有主题，他似乎并不需要太多别的，激情和想象足以驾驭。因此人们好奇，他会将他的先锋实验带往何处，他会青春渐逝、激情不再而沉湎自足于一种既定框架之内吗？或者他自己本就是他的自囚之地？

　　“十七岁的我，虽然还未成年，但是已经有两年的做鸭经验了。”这是话剧《寻欢作乐》中通过投影放出的一句台词。此话刚出，剧场里一片窃笑。显然人们下意识里就把它跟某种色情旨意关联，因此当演员真的挑着一只鸭子出场，演示褪毛去皮、片鸭剔骨的市井图像时，观众轰然大笑。后面还有一些充满性指向的多义表达，的确挠到了人们潜意识背后的痒痒肉。这些大胆甚至粗鄙，可能会造成骇俗的震撼冲击，在渐渐成为一种商业伎俩而久经惯用之时，疲惫的思想瞬间便被恶趣冲垮。这也正是一些评论者的担忧所在。朔石直言：“当青春的热力退隐后，他的戏剧已不再那么激情饱满，而显得日益空洞苍白；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虽令人感到眼花缭乱，但每出新戏都像是集往日之大成者；诗意的渲染中出现了‘做’的痕迹。”

　　“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虽然罗素的这句话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是否是孟京辉走到某个关口的瓶颈，当然还需要更多的个案来佐证。人不可能永远青春，在一条河里游久了，总有上岸的时候。孟京辉今后以何种方式突破，才是人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