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固然重要，但学生放学、游玩时的“居学”其实更为重要。恐怕只有把知识还原于生活，让人在生活中学习，才能真正抵达素质教育

　　“黄金时代在我们前面，而不在我们身后”——英国思想家培根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中英教育交流的美好前景相当合适。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赴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越来越多，2013年已达6万人左右，特别是前往剑桥、牛津、帝国理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名校的学生不断激增。

　　在决定拥抱异域文化之前，了解她的性格最为关键。国内高校刚与剑桥、牛津接触时，经常会把“牛剑”特有的“书院（college）”翻译成“学院（school）”。中国人对书院其实并不陌生，只是对这种古老办学机构闻其名未经历。办学机构的翻译方式也并无大错，但容易造成误解，也消减了英国大学的办学特色。

　　以剑桥和牛津为代表的“书院制”研究型高校，采用“纵横交错”的两套管理机制。教学科研之类的学术活动是由学院、系、研究所管理，而学生的住宿、饮食、医疗和心理辅导等方面的生活事务，则由书院负责。教师们通常也有双重身份，授业解惑时可以是某个系所的教授，言传身教时又可以是某个书院的研究员。而学生除了上课之外，相当多的时间是在书院中度过。很多书院的建筑今天依然保持着旧时容颜，优雅地向每一位来此的学者、学生和游客展示着此间曾发生的故事。坐在书院餐厅那延续了数百年的长条形大餐桌前，衣着讲究并谨守礼节地谈古论今，无疑对熏陶人的素质和品位具有特殊作用。

　　诗人徐志摩的经历可堪一叙。1921年，经女诗人狄更生介绍，24岁的徐志摩成为剑桥大学国王书院的旁听生。次年，他在离英前夕写下诗歌《康桥再会吧》。1928年，诗人重返剑桥，归国途中写下传世之作——《再别康桥》。回首自己的剑桥生活，徐志摩这样写道：“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所说的康桥，其实就在书院的生活之中。

　　就在朱熹和张栻在岳麓书院相会、创下“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盛景的1167年，远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开始了迅速扩张，42年后，剑桥大学诞生。从13世纪“牛剑”推行书院制以来，这一特色办学机制经历了近八百年光阴，而曾有“千年书院”文化血脉的中国，也重新让书院在流光中驻足。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制已经实施了半个世纪，是整个香港地区唯一采用英式书院制的公立高校；2006年，西安交通大学也首度尝试书院制，将刚刚入学的新生编入书院接受通识教育；2013年，澳门大学启用了全新的横琴校区，新校区试行书院制，推动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书院内深入交流。

　　也许书院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它在博雅教育层面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参考借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学业固然重要，但学生放学、游玩时的“居学”更为重要。恐怕只有把知识还原于生活，在书院这个小社区里交流成长，才能真正抵达教育的彼岸。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沃福森学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