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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教师公开指责本校教材“垃圾”

时间:2014年01月10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贺林平

广州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一教师公开指责本校教材“垃圾”

教材之争,争的是利益

  教材编写一直是不少高校教师们的“兵家必争之地”,编写教材不但能赚取一定的版税收益,还能为评职称加分。这导致有些老师“七拼八凑”,教材质量良莠不齐。近日,广州的一所高校就因为教材选用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深究之下,教材之争的背后,其实还是利益之争。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是目前国内高校教材在编写、出版、选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看不见的利益链条。

  ——编  者

  “计算机教材真的有错误吗?”“不知道,我们上课用教材的地方不多,老师基本都是自己讲。”

  1月9日,记者来到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放寒假了,行政大楼一楼平台上,两名女生靠在身边的拉杆箱上,看起来是准备回家的样子。她们口中谈论的“计算机教材”,就是最近闹得比较凶的“教材之争”:信息技术系教师叶克江利用校内邮箱向全校教工群发邮件,指责该校选用的计算机公开课教材存在诸多错漏。随后,受到了校方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

  校方:教材选用程序规范

  这桩教材之争,缘起于2013年10月21日和11月14日,叶克江两次利用学校校内邮箱,向全校教工群发邮件《“国家级垃圾教材”是如何炼成的》,矛头直指同系另一名老师杨伟杰等2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这也是学校自2013年秋季学期起开始使用的公共课教材。“‘计算精度越来越高’中间的‘越’字不见了,‘英文字符’也缺‘文’,‘单击’变‘双击’,‘右侧’成‘左侧’,‘代码’成‘代表’……”叶克江声称,仅前三章已挑出68个错误和87个不妥之处,并直指该教材是“垃圾”,在校内闹得沸沸扬扬。

  校教务处处长谭伟民介绍了当初选用这本教材的原委:在2013年秋季学期之前,学校公共课连续4年使用的都是叶克江主编的教材。但之后,国家计算机考证的内容发生了调整,有必要启用新教材。5月,在审查选用新教材的程序中,学校同时收到了两本样书,一本是叶克江等3人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计算机基础教程》,另一本就是杨伟杰等人编写的《计算机应用基础》。

  为慎重起见,校方专门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共查询网页对两本教材进行了查验,结果发现叶克江提交的教材存在造假行为,“这本书的CIP号和ISBN号码系盗用他人,并非合法出版。连书号都是假的,我们当然不能选用。”最终,叶克江的教材,被杨伟杰的教材取而代之。谭伟民说,学校选用教材有几个基本原则:一是权威出版社出版,二是近3年新出的教材,三是符合高职特点,四是优先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这也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无论从哪个条件看,杨伟杰主编的教材都更加优胜。”

  鉴于叶克江利用校内邮件系统群发邮件,“搞乱人的思维、混淆是非,对学校和杨伟杰等人的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违反了学校《校园网信息上网的管理规定》、《教师个人主页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精神”,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对叶克江的行为给予全院通报批评。

  “这绝不是压制不同意见,不可能他指出错误了,我们就处分他。对于教师采取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这一处分,针对的是公开群发邮件这种极端行为,像张贴大字报一样,严重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学院监审处处长张小红澄清。一些人更猜测,叶克江举报的个人动机,可能就是自己的教材被他人取代而心中不忿。

  疑问:新选用教材为何出现诸多错漏

  叶克江固然不占理,但其反映的教材中一些所谓“硬伤”,的确令人狐疑。教材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记者发现,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校方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院长曾用强告诉记者,尽管教材选用的程序规范合理,但在叶克江群发公开信后,学院还是立刻启动了相关程序,安排教学委员会对《计算机应用基础》进行审查。为进一步体现审查结果的权威性,校方又邀请了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的3名计算机教授作为“第三方”,对该教材进行了审核鉴定。曾用强手拿刚刚出炉的3份鉴定报告,记者看到,其结论均是“推荐使用”。

  也就是说,教材总体上问题不大,但具体到叶克江所指出的错漏呢?曾用强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发言权,毕竟都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作为权威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应该会有把关。”不过他透露,已经协调高等教育出版社来共同研究处理此事,“他们一名副总编今天就会到广州。”

  谭伟民表示,学校方面将以“一切保障正常教学,为学生负责”为首要原则处理该问题,如果教学委员会最终鉴定教材有重大问题,学校将立即停止使用;如果仅仅是有局部细节或校对方面的问题,将要求出版社对错漏指出进行修订,确保下学期正常使用。

  关键:编写教科书不仅有可观的版税,也能为教师评职称加分

  一桩教材选用的变动,本是平常之事,为何引发同校两位教师之间如此大的争端?记者采访了一些高校教师和教育专家,发现编写教材、出版教科书中存在一条深层次的利益链,或许,这才是问题核心所在。

  一些老师透露,教科书编写相对简单,却带给老师不少利益,除了能给编写者创造可观的版税外,对教师评职称也很有帮助。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一位女生说,使用的教材,都是院系统一定的。记者看到,杨伟杰等主编的《计算机应用基础》定价35.8元,叶克江等主编的《新编计算机基础教程》40元。而该校当届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有2800多名,人手一本。选谁的,不选谁的,自然差别很大。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也认为,编写教科书可以说是“一家便宜两家着”,不仅出版社获取经济利益,老师也能为“职称”加分,他也曾收到不少出版社编写教科书的邀约。这导致一些老师“七抄八抄”拼凑出教材,教材质量良莠不齐。

  而在教材使用上,各高校历来存在“本土保护主义”,开设的课程,只要有自己院系教师编写的教材,一般都会选用,质量自然难以确保万无一失。教育部门也不可能对每一本教材都逐篇逐句地监督审查。

  对此,有专家建议,教育部门应该搭建一个平台,建立在任课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主选择教材的机制,改变由学校、院系硬性指定的做法。出于学校学科建设和个人评职称的需要,教师可以编写、出版教材,但用不用,则应由学生说了算。“可以院系专业为单位, 针对所开设的课程,由任课老师推荐几本教材,让全体学生投票,少数服从多数,选择其中一本。这样既还权于学生,又保证了同院系专业上教材的一致性。”


(编辑:孙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