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无罪，但文化若只剩下平庸的东西，就很危险。”著名作家王蒙近日现身上海戏剧学院“曲学讲堂”，为全国青年戏曲音乐家开了一场题为“当代文化生活的繁荣和困惑”的讲座。

　　王蒙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也包括文艺生活，有了太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能够注意到，有时甚至毫无察觉。创作的包容化、内容的海量化和传播的便捷化，使得传播和市场在文艺在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点击率高、票房高、销量好，在大众中的影响就大，如今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东西，我们的文化生活正逐步走向大众化、民主化和消费化。王蒙认为，这种变化不可阻挡。但在这个潮流趋势中，确实也有一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东西。今天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态，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活和文艺成果，都值得深思。

　　高端可能被平庸淹没

　　王蒙说，自己和其他一些作家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难出现像鲁迅、茅盾这样的好作家了？这让他很反感。他反问提问者：你看现在的小说了吗？答：没看。那没看你怎么知道不好呢？答：就是不好才不看。于是王蒙无语了。这是个无解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不过王蒙认为，其实这与现在文学领域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有很大关系。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全国出版的新的长篇小说200种，那时的书大家很容易接受，随便一本书就能卖到50万册乃至几百万册。可现在呢，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两三千本，加上网络上的，现在长篇小说犹如泉涌，每年有五六千本之多。但数量和质量极不平衡。王蒙说，有时一个人会产生困惑，就是在海量的作品当中，是不是应该追求其中能够出现大家、出现经典、出现巨著、出现纪念碑、出现高峰。我们根本不可能排除，也不需要排除快餐式的文化，但是我们又在期待大作、期待高深。

　　王蒙认为，大众化的确需要，但总结一个时期历史成果主要是看高不看低，比如说到唐诗会谈李白、杜甫、王维，一般人讲唐诗，很难讲得出30个以上的大诗人。戏曲也是一样。当我们说到一个时代的戏曲成就时，指的也都是那个时代最拔尖的艺术家。“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危险，那就是高端的东西有可能被淹没在平庸的东西里。平庸无罪，但是只剩下平庸的东西就很危险了。”王蒙表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高雅文化，只剩下通俗和娱乐，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使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全球第一，但在文化上能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可以的，但得有尖端的代表性。文化既要贴近生活，又必须有高端性。所以，我们除了要有给人挠痒、逗人笑的东西，更要有能提高整个社会精神品位和素质的作品。这才是文化的实力所在。因此，不管庸俗的、平庸的，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它的势力多么强大，不管无厘头的、空虚的、碎片化的、快餐式的文艺作品怎样泛滥，社会都要有一种引领的正能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和艺术的使命感。

　　触屏时代缺少专业负责的声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现在的文化现象缺少一套能够分析得清清楚楚的理论。”王蒙认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一只市场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这种情况下，怎样更好地取得质与量的平衡、外来文化和民族瑰宝之间的平衡，群众化的、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平衡？王蒙有一个想法:除去销量、点击数、票房以外，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文艺的评估力量、评估体系。

　　王蒙直言，现在连学术都和红包有关系。“我们缺少一种专家的声音，缺少对艺术负责、对学术负责、对文学负责、对专业负责的精神。”王蒙举例说，“我到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市委书记请我吃饭，告诉我他们现在搞文化建设，搞旅游，方针就是先造谣、后造庙。什么叫先造谣？它得有争论。一个文化名人出生在哪里先不追究，而是打着旗号批出几百亩地来盖纪念堂，其实这个所谓的纪念馆有半亩地就够了，其他地方留作他用。再下来就是把专家全家请来，住上当地最好的宾馆，参观考察有关的资料，顿顿都有大闸蟹，临走还有厚度不等的红包，有半个月就拿下来了。很快这些学者就会给出据考证某某文化名人就是这里出生的言论。”

　　“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要足够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艺术、是学术、是历史，他要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这样的话才行。”王蒙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