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一角。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台北牯岭街看似与其他老街没什么两样：深窄的马路，低密的骑楼，稀疏的店家与行人掩映于老榕树间。而只有深入了解，才知道它的一砖一瓦背后都承载了这条老街不平凡的文化变迁。

　　“樟脑街”变“旧书街”

　　也许大多数人知道牯岭街，是因为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少年推自行车挤过人头攒动的60年代的牯岭街，沿路是拥堵的旧书摊，每个书摊都点着昏黄的灯……

　　早在日据时期，牯岭街由于靠近樟脑工厂，担负起宿舍区与文教区的职能，聚集了大批高级官员和教职人员。1945年台湾光复，日本人返回前在牯岭街摆起了“跳蚤市场”，出卖大小家什，尤以书籍为盛。从那以后，牯岭街的旧书市场蔚然成风。

　　老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秉和说，旧书摊在60年代初开始繁荣，那时“树下、墙边到处都摞起一堆堆的书，连走都走不过去”；另一位书店老板张银昌回忆说，1966年后牯岭街最为兴旺。牯岭街旁的建国中学在第96期《校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置身旧书摊中，就如同置身在地下道；又矮又简陋的帐篷连绵‘数百里’……”可见当时牯岭街旧书摊多而杂的景象。

　　1973年，台北市政府为了整顿市容，将牯岭街的旧书摊迁入八德路的光华商场，鳞次栉比的书摊渐渐消失，牯岭街的光辉也随之褪去。如今，牯岭街上坚守下来的旧书摊只有四五家了，接待的也大多是熟人旧客，昔日忙个不停的老板，此时坐在门口的躺椅上晒着太阳，悠闲中不免落寞。

　　小剧场破陈土而出新

　　不想，位于牯岭街与南海路交叉口的一栋三层小洋楼，打破了老街的沉寂。牯岭街5巷2号——牯岭街小剧场，台湾最重要的实验性、前卫性演出剧场之一。

　　剧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小洋楼建于1906年，是当时的日本宪兵分队所；1958年被改建为警察局中正区二分局。直至中正区二分局迁离，陈梅毛、江世芳等剧场界有识之士看中牯岭街交通便利，此处又空间宽大，适合发展小剧场。经过他们的努力，台北市政府于1996年指定此处为剧场空间，并委托“台北市小剧场联盟”经营管理。2002年，“牯岭街小剧场”对外开放。

　　与大型剧场不同，牯岭街小剧场的表演空间像一个黑匣子，只能容纳不超过80人，但灯光、音响、升降杆一应齐备，空间又灵活机动，给实验戏剧提供了无限的创造可能。来表演的戏剧都带有较大的实验性，前卫、颠覆、跨界、多元、互动，从牯岭街小剧场走出了不少入选世界级艺术节的好戏。

　　剧场的档期几乎天天排满，剧场经理说，如果想在这里演出，一般需要提前一年预约。几位排练间隙的演员聊到，他们在大学毕业前开始筹备这个戏，献给自己和相处4年的话剧社。导演黎焕雄说，他的戏里有很多游戏的成分。小剧场节目经理郭镇维说，做小剧场的都是一帮有热情的人，几乎不会挣钱，但还是在坚持做。这也许就是牯岭街小剧场能出新的原因：有理想、有热情、敢突破。

　　从“路边摊”走向创意市集

　　牯岭街毕竟还是以书闻名的老街。2000年，循着对以往书市的怀念，牯岭街社区与居民开始举办“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台北市文化局也把当年“出走”的旧书商请回来，把台北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与文学家讲座搬到旧书市中。2005年，南海艺廊和牯岭街小剧场的加入，让“摆书摊”增添了更丰富的创意文化。

　　每年春秋各“开业”一次的牯岭街创意市集，除了能看到特色鲜明的旧书摊错落有致地“昨日重现”，还会看到许多有趣的“新面孔”：草编的明信片、木炭雕刻的小飞机、铁丝织成的奥特曼、可以邮寄的植物种子……摊主们大都是有着创意梦的年轻人，他们的货物没有华丽的包装，却富有浓郁的人情味与创意性。

　　市集主办者还用旧纸盒、旧沙发等废弃物品布置成街道剧场，邀请一些大学生戏剧社团进行街头表演。如果你正在欣赏一件工艺品时，身边突然出现一个身穿戏服、引吭高歌的“怪人”，不要被吓到，因为表演社的成员们往往会走街串巷地即兴表演，或者在休息时间自己也去市集中“淘”点“宝”。

　　“书香创意市集”已成为台湾大规模创意市集的滥觞，牯岭街用新生的文化形态拒绝了像许多其他老街那样被人遗忘的命运。这方拥有着旧有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在创意市集中滋生出全新的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