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访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导演陈力

图为导演陈力。

图为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剧照。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乡们谈论起周恩来总理在伯延的四个昼夜，仍旧无限感慨和振奋，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或亲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研。此时的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伯延沿路的枯树便是无声的证明。然而，从公社主任到老乡们，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大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国家添麻烦。四天四夜里，周总理走访了几十户农民家庭，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走访调研考察中，了解了真实情况，伯延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

　　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被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艺术化地表现了出来。没有明星、没有花哨的宣传、没有炫目的技术手段，正在全国各地上映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真实地再现了周总理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的胸襟，以及以身作则、带头示范的风范。电影以朴实动人的真情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受到专家学者、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

　　回顾创作过程，导演陈力说：“这部电影对于我，不只是一部作品，更是对于一种创作理念的笃定，一种人生观的净化和坚守。”　　

　　“人可亲切，真是不赖！”

　　两年前，河北武安伯延镇的党委书记刘顺元辗转联系到陈力，送来一部剧本。他想请陈力给伯延人拍一部电影，纪念这段历史。“周总理曾经去过伯延？还有这么深厚的渊源？”听了刘顺元的介绍，身为河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又是土生土长河北人的陈力，对于总理和这个陌生小镇的故事半信半疑。她决定，去伯延访一访、看一看。

　　2011年新年刚过，陈力第一次来到伯延。刘顺元告诉她，伯延是个长寿乡，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仍健在，总理和伯延的故事，他们最了解。在街头，陈力问一位七八十岁的大爷：见过周总理吗？大爷说：“见过总理。人可亲切，真是不赖！”走几步，又问一个老乡，还是同样的回答：“这个人，真不赖！”“不赖”是伯延的土话，就是“真好”。老乡们的神情，仿佛在谈论一个远方的亲戚，陈力也似乎回到了半个世纪前那难忘的历史现场。

　　直至来到徐家大院——当年伯延公社的办公地点，周总理调研时曾在这里开过7次会。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桌椅布置，每年5月3日，伯延人都会聚集此地纪念周总理。这里也成了影片主要的取景地。那一天，十几位老乡都在等着陈力，要给她讲讲总理的故事。而一说起总理，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泪汪汪的。这让陈力深为感动。此后，她和制片人以及电影中周恩来的扮演者孙维民，前前后后去了伯延7趟，采访老乡、搜集材料、重写剧本、体验生活。一段在文献资料中模糊的历史片段，因为老乡们珍藏的回忆和绘声绘色地讲述，变得丰满和鲜活起来。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上映后，专家高度评价创作者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揭秘的形式，将追寻历史真相和表达人物的真情实感结合了起来。而陈力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伯延老乡。“电影如果能打动一些人，我想是因为它的真实。这些细节，如果不下生活，我们如何能体会？拍一部电影如此，做任何工作又何尝不是这样？”陈力感慨说。

　　“他们不认可，电影就等于白拍！”

　　面积43平方公里、2万多人口的伯延镇有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革命历史传统。民国时期，当地开明士绅曾捐巨资于北京大学修葺校舍，北大校长蔡元培亲书“育我菁莪”的匾额赠与当地。抗日战争期间，刘邓大军曾在这里带领人民群众保家卫国。解放战争时期，高树勋与刘伯承曾在这里会晤，揭开了“邯郸起义”的序幕。这里的老乡喜欢唱落子戏，“端花”还曾唱给毛主席、周总理听。这些陈力在当地感受到、挖掘到的历史细节，后来都成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里丰富动人的片段。

　　“因为这种历史传承，伯延人至今仍保留着对党的深厚情感和淳朴踏实的民风。而这，成了创作中最温暖的记忆。”陈力说，当地人的热情支持让她觉得有责任拍好这部电影。

　　拍摄第一天，演员孙维民化好妆，坐在周总理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上，还未开口，现场参演的老乡竟然哭了。他们说：“导演，你把周总理给俺们送回来了！”

　　一听说电影要拍到半夜，镇书记便杀了自家的羊，老乡包了热腾腾的饺子、烙了香喷喷的大饼，端着锅、抬着灶来到徐家大院，守到半夜，就为了演员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菜。

　　电影中，众多群众演员真实的笑与哭，浑然天成的情感和面貌，让创作人员和观众印象深刻。有这样一场重头戏：在公社会议上，村民张二廷头一个“放炮”，跟总理揭露司务人员多吃多占，导致大家都吃不饱，应该解散集体食堂。总理听了，沉吟片刻，眼睛里浸满泪水，对老乡们说：“还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此时，几个多吃多占的人接连站了出来，惭愧地磕头，跟大家道歉。“这几个多吃多占的人都由当地老乡表演，为追求效果真实，他们将头在桌上磕得‘咣咣’响，让我们好心疼。”陈力说。每一次表演，老乡们都是真磕头、真流泪。“磕不响，不真实。”老乡憨厚的回答，戳中了陈力的心。

　　这一段8分钟的戏，不论演员还是伯延人，每一个入镜的人都是如此投入。陈力没有采用任何复杂的镜头语言，她把自己藏在镜头的后面，让真情走到镜头前，虽然朴实无华，但观众丝毫不会感到枯燥。因为真实的，确是最动人的。

　　最后一场戏，总理要离开伯延，上百位老乡自发到街头送行。陈力跟老乡们说：周总理要离开了，你们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表达吧！结果，从试演到实拍，老乡们不论男女老幼，都是一路送别，一路洒泪。老乡们说：啥时候想起总理，我们都能哭出来。而在现实中，拍摄结束了，摄制组却悄悄地离开了伯延镇。他们的心情很矛盾，既希望早点结束辛苦的拍摄，也不舍得离开，就像当年伯延人把周总理当做亲人一样。这种久违的踏实又温暖的创作氛围，最终融为了电影的基调，也将温暖和感动传递给了观众。不过，陈力依然坚持：“即便是打动了全国观众，但只要伯延人不认可，这部电影就等于白拍！”

　　“希望感动党员干部，感染青年观众”

　　在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创作一部主旋律电影需要勇气也需要信仰和智慧。陈力团队在创作《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更坚定了这种信仰。真实、真话、真情、真意，构成了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元素。

　　剧本如何真实，如何表演才真实？创作人员是一路采访、一路请教、一路创作。剧本写好了一稿，就传给亲历的老乡们看，让他们挑毛病，提意见。他们把对真实的追求，落实到了每个细节，从一枚邮票、一架水车，到周总理在第四天凌晨三点钟拨通毛主席的电话，无不遵从真实。现实中，为什么只有张二廷说真话，只有他的觉悟高吗？陈力一度怀有疑问。亲历者告诉她，国家就像个大家庭，谁家还没有出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只有每个人都替国家分担，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向强大。这种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任和体谅，与总理同基层民众相处的真情真意，让“说真话、办实事”承载了千钧之重。

　　真实，自有穿越一切的万钧之力。影片拍摄完毕，在河北进行了巡映，目前正在全国上映。每到一处，陈力的创作团队都能在党员干部、学生群众那里收获尊重和感动。“真应该让更多的同龄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样走过来的。”一位中学生看过电影后对陈力说。

　　在北京，陪同周总理调研伯延的外事秘书马列，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等观看了这部影片。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影片结束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电影让他们重归过去，重拾那份珍贵、永不褪色的回忆。而在他们身上，陈力也看到老一辈革命家朴实谦逊的作风，看到了周总理亲民爱民遗风的延续。

　　“更大的触动在于自己。”陈力说，拍摄电影最初是凭着良心去做，只想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整个过程让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因为党和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国家最终渡过了难关。今天，我们的物质丰富了，精神更需要丰富。今天的我们，何尝不需要这种理解和信任，不需要主流价值观和坚定的信仰？”《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让她找到了职业的责任与尊严，也更坚定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