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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导演陈力

时间:2013年08月15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访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导演陈力

 

图为导演陈力。

  

图为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剧照。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乡们谈论起周恩来总理在伯延的四个昼夜,仍旧无限感慨和振奋,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或亲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研。此时的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伯延沿路的枯树便是无声的证明。然而,从公社主任到老乡们,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大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国家添麻烦。四天四夜里,周总理走访了几十户农民家庭,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走访调研考察中,了解了真实情况,伯延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

  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被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艺术化地表现了出来。没有明星、没有花哨的宣传、没有炫目的技术手段,正在全国各地上映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真实地再现了周总理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的胸襟,以及以身作则、带头示范的风范。电影以朴实动人的真情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受到专家学者、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

  回顾创作过程,导演陈力说:“这部电影对于我,不只是一部作品,更是对于一种创作理念的笃定,一种人生观的净化和坚守。”  

  “人可亲切,真是不赖!”

  两年前,河北武安伯延镇的党委书记刘顺元辗转联系到陈力,送来一部剧本。他想请陈力给伯延人拍一部电影,纪念这段历史。“周总理曾经去过伯延?还有这么深厚的渊源?”听了刘顺元的介绍,身为河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又是土生土长河北人的陈力,对于总理和这个陌生小镇的故事半信半疑。她决定,去伯延访一访、看一看。

  2011年新年刚过,陈力第一次来到伯延。刘顺元告诉她,伯延是个长寿乡,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仍健在,总理和伯延的故事,他们最了解。在街头,陈力问一位七八十岁的大爷:见过周总理吗?大爷说:“见过总理。人可亲切,真是不赖!”走几步,又问一个老乡,还是同样的回答:“这个人,真不赖!”“不赖”是伯延的土话,就是“真好”。老乡们的神情,仿佛在谈论一个远方的亲戚,陈力也似乎回到了半个世纪前那难忘的历史现场。

  直至来到徐家大院——当年伯延公社的办公地点,周总理调研时曾在这里开过7次会。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桌椅布置,每年5月3日,伯延人都会聚集此地纪念周总理。这里也成了影片主要的取景地。那一天,十几位老乡都在等着陈力,要给她讲讲总理的故事。而一说起总理,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泪汪汪的。这让陈力深为感动。此后,她和制片人以及电影中周恩来的扮演者孙维民,前前后后去了伯延7趟,采访老乡、搜集材料、重写剧本、体验生活。一段在文献资料中模糊的历史片段,因为老乡们珍藏的回忆和绘声绘色地讲述,变得丰满和鲜活起来。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上映后,专家高度评价创作者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揭秘的形式,将追寻历史真相和表达人物的真情实感结合了起来。而陈力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伯延老乡。“电影如果能打动一些人,我想是因为它的真实。这些细节,如果不下生活,我们如何能体会?拍一部电影如此,做任何工作又何尝不是这样?”陈力感慨说。

  “他们不认可,电影就等于白拍!”

  面积43平方公里、2万多人口的伯延镇有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革命历史传统。民国时期,当地开明士绅曾捐巨资于北京大学修葺校舍,北大校长蔡元培亲书“育我菁莪”的匾额赠与当地。抗日战争期间,刘邓大军曾在这里带领人民群众保家卫国。解放战争时期,高树勋与刘伯承曾在这里会晤,揭开了“邯郸起义”的序幕。这里的老乡喜欢唱落子戏,“端花”还曾唱给毛主席、周总理听。这些陈力在当地感受到、挖掘到的历史细节,后来都成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里丰富动人的片段。

  “因为这种历史传承,伯延人至今仍保留着对党的深厚情感和淳朴踏实的民风。而这,成了创作中最温暖的记忆。”陈力说,当地人的热情支持让她觉得有责任拍好这部电影。

  拍摄第一天,演员孙维民化好妆,坐在周总理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上,还未开口,现场参演的老乡竟然哭了。他们说:“导演,你把周总理给俺们送回来了!”

  一听说电影要拍到半夜,镇书记便杀了自家的羊,老乡包了热腾腾的饺子、烙了香喷喷的大饼,端着锅、抬着灶来到徐家大院,守到半夜,就为了演员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菜。

  电影中,众多群众演员真实的笑与哭,浑然天成的情感和面貌,让创作人员和观众印象深刻。有这样一场重头戏:在公社会议上,村民张二廷头一个“放炮”,跟总理揭露司务人员多吃多占,导致大家都吃不饱,应该解散集体食堂。总理听了,沉吟片刻,眼睛里浸满泪水,对老乡们说:“还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此时,几个多吃多占的人接连站了出来,惭愧地磕头,跟大家道歉。“这几个多吃多占的人都由当地老乡表演,为追求效果真实,他们将头在桌上磕得‘咣咣’响,让我们好心疼。”陈力说。每一次表演,老乡们都是真磕头、真流泪。“磕不响,不真实。”老乡憨厚的回答,戳中了陈力的心。

  这一段8分钟的戏,不论演员还是伯延人,每一个入镜的人都是如此投入。陈力没有采用任何复杂的镜头语言,她把自己藏在镜头的后面,让真情走到镜头前,虽然朴实无华,但观众丝毫不会感到枯燥。因为真实的,确是最动人的。

  最后一场戏,总理要离开伯延,上百位老乡自发到街头送行。陈力跟老乡们说:周总理要离开了,你们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表达吧!结果,从试演到实拍,老乡们不论男女老幼,都是一路送别,一路洒泪。老乡们说:啥时候想起总理,我们都能哭出来。而在现实中,拍摄结束了,摄制组却悄悄地离开了伯延镇。他们的心情很矛盾,既希望早点结束辛苦的拍摄,也不舍得离开,就像当年伯延人把周总理当做亲人一样。这种久违的踏实又温暖的创作氛围,最终融为了电影的基调,也将温暖和感动传递给了观众。不过,陈力依然坚持:“即便是打动了全国观众,但只要伯延人不认可,这部电影就等于白拍!”

  “希望感动党员干部,感染青年观众”

  在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创作一部主旋律电影需要勇气也需要信仰和智慧。陈力团队在创作《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更坚定了这种信仰。真实、真话、真情、真意,构成了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元素。

  剧本如何真实,如何表演才真实?创作人员是一路采访、一路请教、一路创作。剧本写好了一稿,就传给亲历的老乡们看,让他们挑毛病,提意见。他们把对真实的追求,落实到了每个细节,从一枚邮票、一架水车,到周总理在第四天凌晨三点钟拨通毛主席的电话,无不遵从真实。现实中,为什么只有张二廷说真话,只有他的觉悟高吗?陈力一度怀有疑问。亲历者告诉她,国家就像个大家庭,谁家还没有出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只有每个人都替国家分担,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向强大。这种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任和体谅,与总理同基层民众相处的真情真意,让“说真话、办实事”承载了千钧之重。

  真实,自有穿越一切的万钧之力。影片拍摄完毕,在河北进行了巡映,目前正在全国上映。每到一处,陈力的创作团队都能在党员干部、学生群众那里收获尊重和感动。“真应该让更多的同龄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样走过来的。”一位中学生看过电影后对陈力说。

  在北京,陪同周总理调研伯延的外事秘书马列,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等观看了这部影片。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影片结束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电影让他们重归过去,重拾那份珍贵、永不褪色的回忆。而在他们身上,陈力也看到老一辈革命家朴实谦逊的作风,看到了周总理亲民爱民遗风的延续。

  “更大的触动在于自己。”陈力说,拍摄电影最初是凭着良心去做,只想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整个过程让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因为党和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国家最终渡过了难关。今天,我们的物质丰富了,精神更需要丰富。今天的我们,何尝不需要这种理解和信任,不需要主流价值观和坚定的信仰?”《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让她找到了职业的责任与尊严,也更坚定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


(编辑:单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