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4年来的，进入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修复厂裱画组。”坐在披麻挂灰，经桐油浸透后又上了大漆的裱画案子前，徐建华快人快语，仿佛老将谈兵，一切都在自如的掌控之中。他身旁，用于晾干装裱后书画作品的“大墙”从地面到屋顶，贯穿了整个房间，上面残留着密密麻麻的各色纸头，不知道有多少书画作品，经过修复与重新装裱，在这里焕然一新。

　　“虽然地处北方，但故宫的主要装裱技法却属于南方的风格。”徐建华说着，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布包，露出了几把马蹄形状的裁刀。“这种刀是苏州一带裱画所用的工具，与北方的竖刀不同，很‘吃纸’，比那些钢口硬的刀子好用。”徐建华将趁手的工具看作自己的宝贝。

　　上世纪五十年代，故宫从上海请了几位知名装裱师修复重装馆藏的大量古书画。徐建华刚来到这里时，这批老师傅陆续面临退休，故宫急需尽快培养出一些接班人。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曾经在上海当兵，能听得懂南方话的徐建华，成了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彬的徒弟。

　　跟随老师学习，徐建华最先学会的是敬畏。“故宫修复的书画，都是孤品、绝品，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他至今记得，师傅杨文彬每次接到修复任务，就紧张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主要是为了预判施工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湿水后会不会掉色，揭裱后画心会出现什么状况，补配的绢、纸应该用什么样的。”

　　徐建华是个有心人，师傅坐在裱画的大案前干多长时间，他就站在旁边看多长时间。“师傅手快，要是不盯住喽，许多重要的技巧就漏掉了。”为此，徐建华每天总是早早就到故宫，而自己家里的事情反而顾不上。为了学好书画装裱与修复的技术，徐建华一天也没有离开故宫。推荐他去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他放弃了；让他去干校学习以便提干，他推辞了；提拔他担任故宫科技部主任，他拒绝了。“一直到退休，我只干过13年裱画室的科长。”徐建华笑着说。

　　在徐建华的眼中，书画的装裱与修复，亦大亦小，亦浅亦深。所谓“大”，如明人周嘉胄所言，“古迹重裱，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你能说书画重新装裱不重要吗？”徐建华说道。所谓“小”，像冲调浆糊的水温，也要随着四季的不同而变化。“浆糊生了或熟过了，都不好用。这些细节往往决定最后工作的成败，因此要从小处着手。”徐建华深有感触地谈到。所谓“浅”，徐建华觉得装裱的程序按部就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并不难学会。而所谓“深”，则是在书画装裱之中，包含了许多和书画鉴定相关的知识。“装裱需要判定作品所用纸张，宋以前用麻纸，宋以后用皮纸，从侧面看发亮的则是竹纸。”徐建华告诉记者：“以手卷为例，为保护画心上下所留出的绢边，宋代时比较窄，清代时比较宽，这些装裱样式可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的依据。”

　　作为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徐建华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近年来，他开始着力培养新人。“一年可能带一两个学生，从长远看，带出有年龄梯次的一支队伍。”徐建华说：“这项技艺的传承，也不能局限在故宫。我们也开始为其他地区的博物馆培训相关人员，甚至日本、韩国也有人到这里学习。”徐建华希望，通过这门技艺的传承，最终能让民族的优秀文化历久弥新，那些绢、纸上烘染的烟云，能滋润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人物小传 

　　徐建华，1951年生于北京，1974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书画装裱修复工作至今。2012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书画装裱修复传承人。（本报记者 殷燕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