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抱怨票价贵，剧场嗟叹成本高，院团感慨创作难，受众、剧场、演出团的三角难题如何破解？文化民生如何落到实处？全国政协委员陈平、魏松、林文增、史佳华等以实际数据为您剖析——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怎样更富裕？

　　怎样补贴能让观众走进剧场？

　　观众阮文女想看云门舞集的《九歌》，得到演出消息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去网上抢票，可是网页点开，180的、280的……都没有了，只有880和1080的。想想明天的午饭、下周的电话费和下个月的房租，她犹豫再三，冲向国家大剧院，决定去试试买“黄牛票”。

　　演出开始前，阮文女被拦在门口，检票员告知，她花了200多元买的“黄牛票”是假的。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歌剧院院长魏松对阮文女这样的遭遇也有所了解：“票价是困扰院团的大问题，也是挡住观众的大问题，票价降不下来是症结所在。”他指出现在中国的演出市场很少有买全票的，“真正的演出市场没有形成，因为老百姓没有参与进来，几百块、上千块的价格，在世界上都是超高票价。我认为，票价在80、180、280三档就可以了，如果超过，个人去买的难度很大。剧院是老百姓纳税的钱建成的，应是让百姓陶冶情操、享受艺术的场所，但很多剧院现在变成了营利场所。”

　　降票价呼声日高，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降法好？

　　培养文化消费观念，国家大剧院从“1英镑”开始，“我们每周举办周日音乐会，由国家级的交响、芭蕾院团演出，作为惠民专场，会员票价10元，也就1英镑，普通观众40元。周五早上七点开始放票，你可以去看看那景象——大排长龙，于是我们又和北京电视台合作，每周日上午10点转播音乐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介绍，“有了钱，就往票价上贴，可以把票价降下来的。”国家大剧院把钱补到观众兜里，开始有了初步的探索成果。

　　但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认为，目前文化惠民让老百姓免费看演出，这种做法并不适合一刀切地大面铺开：“让老百姓看白戏，会导致以后要钱就不看，不要钱就看的心理，无益于培养全民文化消费观念的形成。”

　　“我们也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补贴，比如我们这里12万元人民币租金的场地，香港政府可能会优惠到1.5万港币。”魏松认为，从租金方面对剧团进行优惠补助，也可以促进演出市场的发展。

　　除了票价、租金等方面的补贴，艺术机构本身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发掘经营发展之道，也可以达到文化惠民、吸引更多老百姓参与文化生活的目的。陈平说：“推动文化发展的繁荣，硬件建设虽然是不可缺少的阶段，但关键是文化设施利用得怎么样，我们应充分提高运营管理水平，使它们产生社会效益。”

　　怎样让精品演出不再赔钱？

　　“去年上海歌剧院演《卡门》，4场票房120万，我很开心，但演出方告诉我，订剧场就花了80万——根本回不了本。”魏松谈起院团不少同行一进剧场排歌剧就头大：又得赔钱了。

　　全国政协委员、谭派传人谭孝增为他解惑：“长安大戏院的场租费是5万，梅兰芳大剧院7万，你想想，即便满座，又能有多少利润？考虑到场租费、劳务费，票价只能上升，所以必然没人去。”他认为现在应当降低剧院的门槛，“美术馆都免费开放了，政府也应该考虑补贴剧场。”

　　这话又戳中了陈平的痛处：“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场租5万，实际成本15.6万；歌剧院场租10万，实际成本22.5万。你问为什么这么贵？大剧院多少个门？3631个；多少个保安？1580多位；还有90部电梯；擦一次玻璃6.3万；我不演出，一天的水电花销50.3万，一年就是1亿8000多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节目方面的花费不能少于3个亿。我全年的总支出是5.6亿，而中央财政补3000万，北京市财政补9000万，所以我必须每年卖掉9000万张票才能回本！这是个什么概念：180万观众入场。要我们降票价，又不给补，那只有关门了。”

　　硬性成本降不下来，那就只能挤压创作成本。

　　“我们一个剧目的创作费用只有200多万元，但仅音乐创作一个项目就需要100多万元支出，我们的艺术家经常要靠外出走穴来创收补缺。另外，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一两千元，他们怎么可能专心致志地搞创作？文艺工作者如果常年为生存而奔波，是很难创作出精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林文增认为，要想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歌舞剧作品，没有有力的资金支持是不现实的。

　　全国政协委员、晋剧表演艺术家史佳华等认为，院团发展的外部条件、社会赞助、财政支持和社会扶持公益文化事业的政策鼓励，都是必须的。

　　“这两年，政府的投入是比较大的，而且对文化艺术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陈平说，但是资金不足仍然是困扰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盘子还是太小。而魏松则呼吁政府通过调研，对公益性演出团体再作政策倾斜，以利于更多精品创作走向市场。

　　怎样让企业把钱放到文化的盘子里？

　　2月底，有着140年历史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来国家大剧院演出，陈平和该团团长聊天。不谈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芝加哥交响乐团一年支出7500万美元，约等于4亿多元人民币，“而我们的剧院，每年大多只有2000万到3000万的经费，能有5000万已经是顶天了。”陈平发现，芝加哥乐团一共240人，一半是音乐人，另一半做行政，这120人中，有60人是专门拉赞助的。

　　据陈平了解，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社会赞助是3000万美元，占总支出的40%，票房是2500万美元，占总支出的33%，剩下的是其它收入。“美国的艺术机构有10%至20%的经费来自政府，50%以上来自社会赞助。”陈平指出，这样的机制鼓励社会赞助，为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许多国家的文化事业，除了政府补贴外，都需要社会的大量赞助和支持，比如基金会、社会企业的赞助。在国外，对艺术机构、博物馆、图书馆赞助，政府给予免税的政策，像给慈善事业捐赠一样。捐赠的款项是这些艺术机构重要的资金组成部分。”

　　陈平说，在我国，给文化艺术事业赞助不能税前列支，不享受免税优惠。企业要赞助，得先交完营业税、附加税、流转税、所得税，剩下的钱才能用来赞助。“粗略算，一个企业想要赞助1000万，至少要交230万的税，所以企业没有积极性，大量资金因此通过广告的形式流向电视台、晚会，但剧院这类机构和舞蹈、戏曲、音乐的演出团体，则很少或根本得不到这种赞助。”

　　陈平还介绍，一位企业家在贵阳办了交响乐团，用2亿元作了一个基金，每年投给乐团2000万，但仍然要先交流转税。“反差太大了。”陈平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只能躺在政府这一条线上，向政府要钱；税务政策如果能调整，也能解决一部分资金。”

　　陈平还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去年税收总额110740亿作了一个假想：“如果就拿740亿的零头作为企业赞助文化的免税额度，按目前税收比例计算，政府少征740亿的税，能带动社会投资2960亿的企业赞助额度。把它们加在一起，就是3700亿，再加上文化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部分，约有5700亿元，这样一个盘子，资金投入的状况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