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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作家贾平凹至今还是用笔和纸写作。他的老朋友，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贾平凹60多万字的大作《古炉》完成之后，编辑提着两个麻袋的手稿来找他看稿的情景。

　　又历经了一番在无数张稿纸上的深耕细作，凝聚贾平凹三年心血的36万字新作《带灯》，在新年伊始推出，随即成为热点。

　　潘凯雄是最早看完《带灯》全本的首批读者之一，“《带灯》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里面难得的、少见的最贴近现实的一部，非常写实，而且是非常近距离的写实。”这一点，让他印象深刻。

　　小说女主人公的本名叫萤，后来改成“带灯”，职务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仅从这一职务就可看出，《带灯》必定是一部高度关注中国基层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国乡镇的基层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如此近距离地写实，对已经成名的作家而言，是很大的挑战。”潘凯雄对贾平凹选择如此现实的题材进行创作表示意外，也流露出敬意。

　　为什么会写这种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讲，面对当下中国基层的现实生活，要真实地呈现，真诚地表达。”贾平凹如此回应。

　　一直以来，贾平凹和社会基层鲜活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割断过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接地气”。特别是在写完《古炉》之后，他休息了一段时间，结交了不少朋友，跑了好多底层的地方，看到了一些问题，于是就想把所听所看所思所想表达出来，于是有了《带灯》。

　　“在目前的社会转型阶段，基层确实存在一些危机，人性中的很多东西也在集中爆发，有许多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身为一名写了几十年的作家，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个人经历给我的思想带来很多传统的东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担当、有责任。”作家厚重朴实的情感和深挚热切的期望令人感动。“中国人口这么多，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重视基层的困境，关注基层的危机，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可以说是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经验。”

　　贾平凹说：“萤火虫的光是微弱的，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很微弱的灯。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一点点光亮汇聚起来，就可以照亮好多人。”小说的主人公“带灯”最后虽以悲剧告终，然而，正视和思考一些问题，也可能就是发生改变的开始。

　　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近年来已经引发了许多学者和专家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文化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次，贾平凹是用小说的形式向人们传递一名作家的思考。这份沉甸甸的思考弥足珍贵。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如此评价：“中国转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莫过于农民问题，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转型过程中，农民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贾平凹关注的正是这群在变革中深受重视的农民，他们的人数超过中国总人数一半还要多。贾平凹一直扎根于他所生长的土地，在这片充满矛盾冲突的土地上，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一切，并从中超脱，成为一个睿智的记录者。”

　　谈到小说素材的选取，贾平凹说自己坚持的标准之一，“必须是真实生活中长出的东西，而不是道听途说或者在房间里编造”，“作品中每个人物都有原型，没有原型就写不出”。具体到“带灯”这个人物和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就来源于贾平凹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一名基层女干部。

　　“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一点，也为他格外看重。他这样阐述：“在社会转型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改变，但是中国的情况跟其他国家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文化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群或个人，有其不同的行为和表达方式。作家就是把这种似乎好像无界的东西呈现出来，尽他的能力和感悟，使更多的人关注或者警觉。”

　　因此，贾平凹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最具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之一。正如管士光所评价的：“贾平凹的作品极富想象力，通俗而不乏深意，平静而充满悲悯。他习惯用独特的视角、平实的语言、紧凑的细节描写生活的真实面目，这种面目充满了矛盾、迷茫和不解，但恰恰是变化中的乡土中国经历的一切。他用中国最传统、最底层的文学方式，真实地表达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也正是因为他写作中的这种民族化特征，反而让他的作品同时具备了世界性的特点。”

　　（光明日报北京1月17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