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现时代的文学
现时代的文学发展当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它距离我们期待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历史地衡量,发展和进步仍然是当代文学最显著的主脉,现时代的文学成就不容否定。
一
与此前相比,今天的文学,最根本、最显著的进步,是其性质和功能的转变。
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当代文学是政治的简单翻版,充当的是政治的传声筒和留声机,甚至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艺术的独立性、特殊性,以及它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化育功能等等,一律被遮蔽掉。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严格要求下,表现政治、图解政治、为政治作注脚,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文学创作一体化代替多元化,概念化代替生动性,就连文学批评也沦为政治批评。这种政治“征用”违背文学本质和自身发展规律,对文学发展弊多利少,伤害尤大。
而在当下,文学复归文学,回到了它应有的发展轨道上,由服务政治的工具转变为人们表达自我、认识世界、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曾经背负的沉重的政治枷锁已经基本去除,禁区开放,禁忌消解,文学发展获得了自由。在今天的环境下,作家写什么、怎样写,表现什么主题,运用哪种创作方法,由作家根据创作特长和艺术需要自己来决定。批评家对作品的点评褒贬,也不再是唯政治标准是从,拥有了充分表达自己文学主张、文学观点的权利。今天,主管部门对文学的发展仍然肩负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实施,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干预,更不是打板子、揪辫子,而是在尊重和遵循文学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综合运用示范、评奖、批评等专业方式来引导。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文学实现了身份、角色和功能的巨大转变。文学的出发点,更多地从政治的召唤和规训,回到了心灵的指引、情感的诉求。文学从被凌空架高的位置上重新回到地面,回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纹理之中,成为人们在各自范围内表达自我的精神依托。
把文学的位置摆正了,明白了文学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学成就,其意义是历史性的。这是因为,文学的性质和功能问题,是文学原点中的原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文学所受的桎梏,主要来源于这一原点偏差,新时期以来文学能够快速发展,也恰恰是因为矫正了这种偏差。原点定位准确,其他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文学的发展才能驶入健康的轨道。
二
一物之通,处处生机。性质和功能的转变,极大地释放了文学的活力,为文学发展带来了生动的局面。
首先是作品数量的井喷式增长。以长篇小说为例,在新时期之前的27年,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出版470部左右,平均每年不足20部;上世纪80年代数量有所上升,十年间总共出版大约800到1000部,平均每年80部左右;上世纪90年代初,长篇小说出版一跃上升到年均300部,继之500部、700部,到2000年已经发展到千部。新世纪十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始终“高位运行”,近两年甚至飙升到每年3000部。有人说,数量代替不了质量,只有数量的增长不足以证明文学的繁荣。但是,也必须承认,没有基本的数量保障,文学园地一片荒芜、百花凋零,更谈不上繁荣。
其次是文学创作风格和手法的多样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的风格和手法被额外附加政治意义,人为地划为若干等级。受此影响,文学创作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今天,风格就是风格,手法仅是手法。中国文学以开放包容的心胸,海纳百川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无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受到同等对待。
再次是文学品格和质地的变化。随着文学性质和功能的转变,既往文学中政治因素导致的概念化、符号化逐步式微,文学重心下移,更加切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以往的文学质地坚硬,追求洪钟大吕的震撼感,今天的文学则更加细腻、柔软,更容易抵达人的精神世界,在润物无声中对人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之相对应,进入作品中的人,也由单向度的“政治的人”,还原为多向度的、丰富的、立体的人。在更具体的层面实践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
三
在对现时代文学进行评价时,很多人习惯于把当前的文学与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进行比较。比如,有人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时期,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创造了惊人的阅读纪录,作品印数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今天,缺乏这样轰动性的作品。于是得出结论,当下的文学退步了。
这种比较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貌似有一定道理,实则难以成立。
今天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难以产生妇孺皆知的作品,根本原因不在文学,而在时代。十七年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是单一,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就是读书看报。一部文学作品面世后,产生万众瞩目、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毫不为怪。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时下可供人们选择的休闲娱乐方式多元多样,极为丰富。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等等,将原来高度集中的阅读群大大地分流出去。尤其是在电视和互联网高度普及的情况下,阅读由大众行为转化为小众行为,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方式。这是时代发展进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与文学的进步退步没有必然联系。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即便再伟大的作品产生,也难以重现当年的壮观景象。
并且,由于文学生产和供给的丰富,得以保留的文学阅读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分层,亿万人读一本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十七年时期,可供人民大众选择的文学作品少之又少。人们对某些作品的热衷,很大程度上是被动选择、有限选择的结果。今天,文学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大幅提高,各种风格、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作品应有尽有。人们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同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思想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趣味出现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以不同的审美趣味为单元,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成为当前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中的显在现象。不同群体各取所需、各近所好,不同类型的文学各有所重、各得其所。这是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应有状态。不顾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差异,用有限的几部作品包打天下,表面轰动热烈,实质不是进步,而恰恰是落后。
告别了当年一呼百应、万众瞩目的辉煌,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文学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退场了,它依然在场,只不过发挥作用的方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过去,文学站在前台,它的价值直接作用于读者,作品直接被阅读,思想一站式传达。今天,文学更多地从前台退居后场,为电影、电视、动漫等其他大众文化提供思想资源。表面上看,文学消沉了、边缘化了,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人们依然在“阅读”文学,文学并未远去。
四
在对当下文学进行评价时,上世纪80年代文学也经常被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一些人把80年代视为当代文学的黄金期,给予极高评价,推崇备至。部分学者近年来倡导的“重返80年代”,名为梳理、反思,实为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怀恋和追忆。以之为参照,很多人认为当下的文学等而下之,不及当初。
应该承认,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与之前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相比,的确有非常大的改观。这一时期,得益于“文革”的终结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生机重现,活力迸发。一批搁笔多年的老作家重返文坛,与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一道,形成了齐整的创作队伍,推出了一批深受读者赞赏的好作品。尤其可贵的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重新接续启蒙传统,张扬激情与理想,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记。但是,如果就此将其视为高峰,甚至认为超越了当下,则为失当之论。
上世纪80年代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正处于摸索成长期,与今天相比,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在寻找文学自身的位置和话语方式上,或者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跟得过紧、贴得过近,或者完全悖离、陷入自我,始终没有进入理想的状态,缺乏当下文学相对从容和淡定的气韵。比如,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均紧随政治而动,密切配合当时对“文革”的声讨、控诉、反思,以及对改革的气氛营造、必要性阐释、艰难性解读。
文学当然需要关注和表现社会重大事件,但是,这绝不仅仅是简单地追随和呐喊助威,它应有自己的定力、节奏和表达方式。在技术处理和话语方式上,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更是缺乏文学特质,遗留着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印记。伤痕文学对“文革”伤痕的展示和暴露,过于血泪,失于直白,缺乏“哀而不伤”的美学意蕴。改革文学将其基本框架设定为改革过程中“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则有将改革简单化、臆想化的嫌疑,其思维方式明显延续着之前阶级斗争题材的历史惯性。与之相反,上世纪80年代后期蔚为大观的先锋文学,则悖离了社会生活,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先锋作家在“向内转”的口号诱导下,从生活现场抽身而出,一头扎进自己营造起来的小天地内,精心于形式的花样翻新和叙事技巧的高难实验。其结果是,对现实观照的放弃和故弄玄虚的表达方式,使文学失却了在人民大众精神建构中的进取姿态,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尝试、调整,不断吸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如何处理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才逐步得以解决。既密切关注现实,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又超越了“工具论”的历史羁绊,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才是文学应有的正常状态。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个别作家有时候依然会处理不好这一问题,但是,总体而论,这已经不是时代的通病,不是文学的主要问题。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指出它的问题与肯定它的成就同样重要。严肃准确地指出问题,是为了查明病灶,对症下药,以便根治;客观公正地肯定它业已取得的成就,则是为了总结经验,坚定方向,蓄力前行。不能用成就掩盖问题,盲目沾沾自喜,更不能因为当下的文学依然存在诸多不如意,就一棍子打死,把它说成一无是处,全面抹杀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努力取得的成就。我们身处现时代文学之中,对它一路走来的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经历的曲折渐变,往往习焉不察,对它现存的各种各样的不足,却有最直观的感知。这极容易导致文学评价中“厚古薄今”的误判。这是今天尤其需要警惕的。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