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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汪流先生

时间:2012年12月21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

 

照片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宣传部及文学系

  汪流,浙江绍兴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杰出的教育家和剧作家。1948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1954年毕业于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编剧班;1954年至今,执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对电影文学教育倾注了毕生心血。2012年12月1日13点20分,他因急性肺部感染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他的学生张民根据记忆和访谈整理成文,为我们展现了汪老生前的点滴事迹,以此来追忆这位老电影人的艺术人生。

   我的第一堂电影课 

  2012年12月5日送别汪流老师的途中,看着车窗外晴朗的天空和萧瑟的树木,我想起1993年冬天他给我们上课的情景,忍不住泪盈眼眶。那是研究生部举办的进修班,一间能容纳六十人的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大家都裹着厚厚的棉衣,求知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这时走进来一位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显得有些瘦削的老教师,用一口浓重的上海普通话,开讲《电影剧作》。他就是汪流老师。我们被他由浅入深的讲授、抑扬顿挫的语调、漂亮工整的板书和翩翩风度所吸引。我还清楚记得汪老给我们带来的课堂片例:讲到《广岛之恋》时他特地对比影片和剧本,指出电影剧本的文字描写需要具备视听传达和暗示功能;放《猫头鹰桥事件》时,他反复拉片子让我们数镜头;他讲《魂断蓝桥》还插入了一个笑话,讲七八班的谢园在某次晚会上模仿他用上海口音讲课——“今天,我要给大家分析一部电影,‘混蛋蓝桥’”,大家顿时就笑翻了。汪老讲授的剧作理论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让我对电影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我的第一堂电影课。

  1996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王迪。每个学期开学、结束及节日,王老师都会请我们三个研究生吃饭,有好几次都邀请到汪流老师,想让我们从饭桌上多聆听前辈的教诲,感受老一代的风范。因此,我和汪老越发熟悉起来。当我毕业从教之后,与汪流老师打交道就更多了,尤其是2010年校庆六十周年,为了制作文学系教育史纪录片《我记得》,我特地到他家进行了一次深入访谈。也正是这次访谈,我细致地了解到汪老近六十年教学生涯的点点滴滴。

   “五一班”的学习生活 

  作为后辈,我们总是对前辈的求学生涯充满好奇。汪流老师爱讲往事,又总是讲得特别生动。他上小学的时候看《桃李劫》,从此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还一直保留着上世纪40年代的电影说明书和票根。他1948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后因时局的变化他肄业了。1951年,22岁的汪流看到《光明日报》发了一条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招生的消息,高兴得去报考。当时的报考要求很高,要大学毕业或者至少大学肄业,还必须发表过剧本或小说。恰好他都符合,此前他曾把赵树理的小说《福贵》改编成舞台剧在苏南上演,引起过一些轰动。经过激烈竞争,最终他成为被录取的十六名学生之一,但等待他的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我们兴高采烈,坐了36个小时火车,等到了北京,说老实话,大失所望。”汪老后来跟我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巴,就来了个敞篷卡车,从火车站把我们拉走,越拉越远,拉到西四牌楼的一条胡同,就是石老娘胡同。我们原来以为学校规模很大,哪知道是一个四合院!四合院过去是王爷、军阀住过的地方,这怎么能够办学呢?校长叫白大方,长得胖胖的,爱唱苏联歌曲,那个时候穷,校长连个小卧车都没有,就有一个带兜的摩托车。开摩托车的司机姓张,胖校长就坐在兜里。胖校长开学第一天就跟我们说,你们不是来上学的,你们是来参加革命的。一家伙就吓跑了好几个学生。”

  50年代是供给制,学校每年给学生发一套棉制服、两套单制服、两件白衬衫,一个月发五块钱津贴。“我们每个月就盼啊,一拿到钱马上去西四一家叫‘华宾园’的澡堂子洗澡,然后吃顿火锅。再用剩余的钱买点日用品,一天就把钱花光了。花光怎么办?就竖着耳朵听胡同里打小鼓收破烂的,我们从家里来都带了两床被,拿一床来换钱。”“五一班”唯一能讲课的老师就俩人,一位是班主任耿西,在部队里编过报纸,负责讲《情节结构》;还有许之乔,参加过演剧队,在上海戏剧学院教过书,讲《冲突》。于是学校外请了许多专家来讲课,俞平伯讲《红楼梦》,孙家秀讲《莎士比亚》,聂绀弩讲《水浒》,艾青讲诗歌,丁玲讲小说,当时艺委会主任蔡楚生和技委会主任史东山讲《电影特性》。汪流等“五一班”学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批正规培养出来的人才。

   50年代的教书生活 

  汪老向我们讲述50年代的教书生活总是十分激动,“那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教材可以做参考,教学那个苦啊!苦到什么程度?我给你说个笑话。我当时刚留校,院长就让我开一门《语法修辞》。我一听吓得都快晕了,我学的是电影编剧,哪会《语法修辞》啊!院长一摆手,‘工作需要,你就别客气了。’学生都是从各个岗位上调来学习的,比我年岁大,而且马上就开课。我实在没有办法,我的同学张天民帮我想了个办法,他高中老师向锦江正好在北京市教育学院当老师,讲《语法修辞》。‘你去听他的课,回来就可以给你的学生讲!’于是我开始了听课和讲课的循环。有一次,向锦江病了,停课,这下子要命了,我讲什么?于是我也‘病’了。”汪流的这段往事俨然成了传奇。

  1954年电影学校成立文学教研组,由许之乔任组长,手下只有两个“兵”,其中一个就是汪流。后来学校为了加强文学教研组,把摄影系的沈嵩生调过来了。“许之乔先生和我们之间有点像旧时师徒的关系。他要是有什么生活上的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跑得欢着呢!他人非常好,三天两头地请我们几个老师‘打牙祭’。”说起那时候“蹭饭”的经历,汪老显得很兴奋。每次回忆起来他都说,别看那时候生活艰苦,大家在一起关系特别好,很亲,就像个大家庭。

   个人的创作遗憾 

  汪流1954年毕业时并不想留校当教员。“我之所以读电影学校,就是想到上海制片厂当编剧。可毕业那天,电影局人事处找我谈话让我留校当老师。我为此闹了很大的情绪。后来人事处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愿意留校’,我回答‘我学的是编剧,不是学教育的’,我们俩辩论了半天,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你是青年团员,是不是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就这一句话把我卡住了。虽然还不大情愿,我还是留下了。”

  汪流留校后,仍然怀抱创作的理想。50年代,何占豪和陈钢写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非常轰动,汪流动了心,利用暑假去上海音乐学院住了两个月,和何占豪、陈钢聊他们的创作历程,写了个电影剧本《为谁》。“剧本写出来我挺得意的,给领导看,没隔两天领导把我叫去,让我好好教书,于是我的剧本就这样放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弄丢了,现在连底稿都没有。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教书就要好好教书,不能分心去写剧本、拍电影,我到现在也不理解,为什么不支持教员去艺术实践?艺术实践多重要啊!”

  汪流经常讲的片例是《魂断蓝桥》,但相对于戏剧式的电影样式,他更喜欢散文式,因为意味比较隽永。他改编的《哦,香雪》(1990年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曾荣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儿童及青年电影中心大奖”)就是按照这样的风格来把握的。故事很简单,写了一个敢于去想象大山之外的世界的姑娘。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却通过香雪表现了人类美好的天性,它纯净,使生命有所附丽。

   教学经验薪火相传 

  从1954年到2012年,五十多年来,汪流一直活跃在讲台上,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也在电影理论领域进行耕耘,论文专著约470万字,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电影界有较大的影响。

  很多学生喜欢上汪老的课,我向他请教其中的诀窍。他告诉我,最重要就是自信。他举了个例子,戴锦华当年给他当助教,第一次上讲台前,他陪着她走到教室外,“你要是有自信,就从前门进去上课;如果没信心,就让老师讲这堂课。”戴锦华答“有信心”,于是汪流从后门进去听她的课。“讲得特棒!”说到此处,汪老流露出欣慰的表情。汪老还有几个诀窍:对课堂内容烂熟于心;要有松有弛,掌握节奏,时不时穿插几个笑话;对不同学生区别对待,研究生懂得多,节奏要快一点,对本科生要有耐心,讲得细一点。汪老说:“我觉得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值得研究的问题挺多的。我们都不是教育学专业的,只能靠在教学实践中慢慢摸索,才能越讲越自如。”

  汪老有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讲学记录,有几十页之多。从1954年任教的第一个班算起,截至2010年7月,他统计自己教过的学生总计27794人。他的细心让我惊讶,这个庞大的数字更让我震撼!他自豪地说:“有人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不过七十二。可是我有两万多学生,贤人决不止七十二。我第一批学生里就有刘国典、谢飞、郑洞天、周登富……这么一代代教下来,你们说里面有多少贤人?这些学生是我最大的财富!我教书到现在已经五十六年了,希望能突破六十年教龄!”2012年上半年,汪流老师还在继续为进修班上课。文学系在5月份举办“毕业生新作展映暨教学论坛”的时候,还特地邀请他作为毕业生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清晰的思路、旺盛的精力、文人风度和极富感染力的讲话,让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心想,汪流老师这么健康并充满活力,六十年教龄的心愿完全不在话下了。没有料到,这位睿智、乐观、阳光、充满童心、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前辈、杰出的教育家和艺术家,却突然离我们而去。一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我们永远怀念汪流先生!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主任)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