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创作年度排行榜”到“读者最喜欢作家排行榜”，从“文学作品销量排行榜”到“作家财富排行榜”……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类排行榜，文学界时时处于喧嚣之中，每种文学排行榜的发布都会招来争议之声。在不断发布的众多文学排行榜中，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无疑会使文学界“热闹”一番。今年更是如此。不仅发布的榜单类型分出了主榜单和子榜单，而且还要搞“中国作家富豪榜颁奖典礼”，上榜作家要走红地毯。

　　撇开这份由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到底有多大可信度不说，单是从当下中国作家的经济收入状况来看，在市场经济潮流的推动下，中国作家的腰包确实鼓起来了，不少人都想做文学界的大富豪，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每一个作家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利，任何人都可能无法阻止作家们争做文学界的大富豪的步伐。然而，中西文学发展的历史明确告诉我们一个无法否认的文学真理，那就是一个作家获得社会尊重和读者认可的只能是他创作的作品，而不是他们拥有多少财富。文学创作可以带来财富。但是，将文学作为谋求财富的工具，只能导致文学创作水准的滑落。那些流传千古的文学经典，它们的作者应该绝大多数与百万富翁无缘，他们基本上都是为生活而辛劳奔波的平常百姓中的一员。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学家能够摆脱因为单纯追求财富而带来的物欲苦恼，常常从个人的日常生活苦乐出发，放眼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探寻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诗穷而后工”，在文学历史的大浪淘沙中最终成为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经典之作。所以，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来说，成为其理想的，应当是大文豪而不是大富豪。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作家，都更应该形成与自己的创作生命相伴随的“大文豪”意识。

　　“大文豪”是一种文学理想。大文豪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强调普通作家以大文豪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既是对人类所共有的精神价值的认同，也是对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的张扬。历史证明，大文豪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始终坚守内在的精神自由，以人的精神世界作为文学创作活动的中心，他们不为外在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能够从文学创作的精神生产方式入手，在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性把握中探索精神生产的超越性。

　　鲁迅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大文豪就是拥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的独创者，是以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探索为己任的，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常常会成为浓缩了人类共同价值的永恒经典。当代中国作家最缺少的就是这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他们的创作常常远离了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丧失了精神生产的自律性。强调将大文豪作为一般作家的文学理想，就是要恢复文学活动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从而提升当前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

　　大文豪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者，他们的文学作品凝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强调普通作家也要培养大文豪理想，既是对一个民族精神遗产的珍惜和追寻，也是对普通作家的人格境界的提升。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学家的责任就是以文学创作为自己的民族创造一个精神追求的灯塔，引导社会风尚，推动整个民族形成丰富而和谐的精神氛围。作为“国民精神的前途”的引导者，我们时代的作家不应当只是以大富豪作为自己从事文学活动的目标，而是要吸纳大文豪的民族精神创造力，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内涵。

　　财富和市场本身并没有过错，但是人们如果一味地不知疲倦地追逐物质财富，当拥有物质财富多少成为一个社会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时，势必可怕。很显然，忽视提升精神生活的重要性，长此以往，精神世界将一片荒芜。因此，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中国文学的精神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高度，每个人需要静下心来思考这一份独特的精神财富，而不是一味陷入大众文化制造的财富狂欢中。

　　大富豪不等于大文豪。当代文坛已经出现了不少大富豪，但我们格外需要关注国家、民族生存状况和人类发展命运的大文豪。在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独特性的大文豪，我们期待着大文豪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