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温故一九四二》在您心目中居于什么地位？在写作方法上，它不仅和人们一般概念中的小说不太一样，和您的其他作品也很不相同，不仅在叙述中夹杂了大量的评论，而且还直接引用了一些当时的史料。有人称之为“调查体小说”，您对此如何看待？

　　刘震云：这是我唯一非虚构的作品，我认为也是我的小说里结构最严密的一部。

　　《温故一九四二》由灾难一直到最后的离婚启事，征引了很多材料，但光是这些材料是拼凑不出一部小说的，它需要一个态度。小说里没有我的态度，有的是生活在1942年的很多人的态度。

　　1942年有哪些人呢？其中蒋介石有一种态度，日本人有一种态度，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有一种态度，灾民也有一种态度，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等都有自己的态度。

　　从当时的媒体看，《大公报》有一种态度，《中央日报》有一种态度，《河南民国日报》还有一种态度。

　　谁的态度是最准确的？是灾民的态度。灾民的态度是什么？是面对生死的幽默态度。我觉得它考量的是作者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调查体小说。

　　记者：“温故而知新”，通过直面1942年的这一场灾难，小说试图向今天的人们告知些什么？

　　刘震云：在温故1942年的路上，最令我震惊的是“遗忘”。

　　作为灾民的后代，我不知道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的事，就是灾难的幸存者也遗忘了。我问我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她反问我：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饿死人的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我不知道没什么，如果这些亲历者也不知道，这就证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像这样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太多了就不容易记清。

　　除了“遗忘”本身，温故灾民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让人震惊的。河南人在临死前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视生死如儿戏，背后显出这个民族特别的悲凉。

　　记者：在《温故一九四二：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一书中，原著小说和剧本都有一个完整的呈现，二者的面貌有很大不同。小说中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比如对花爪舅舅后悔没当成台胞，采访蔡婆婆的故事等情节的描写等；改编后的电影剧本除了在主题上有所延续之外，人物几乎都是重塑的，故事性更强，悲剧色彩也更浓郁，有观众评价“很虐心”。冯小刚导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还提到，剧本本身也历经了十几年的锤炼，前后变化很大，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甘苦。此外，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一段时间，您认为它在表现力上，是否达到了您的期待？

　　刘震云：其中的甘苦，我觉得小刚在序里写得很充分了，他的序比我的剧本写得好。对于这十九年，他用了八个字概括：“不堪回首，天道酬勤”，就一言以蔽之了。对目前的电影票房，我很满意。

　　记者：评论界近年提出一个“中原作家群”的概念，其中很多作家在当下文坛都有很大影响力，当然也包括您。多数豫籍作家的创作都和中原文化母体有着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联系，您的很多作品也根植于那片土地。现在常年生活在北京，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震云：我现在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我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还在起作用。我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自然想到用老庄村的“罗盘”来纠正，我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一介书生，对故乡也做不了啥，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南。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眷恋，一种感恩。我来北京也有很多年了，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