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标准之争而导致的美学排异乃至美学暴力,已经成为越来越显著的社会现象,甚至对不少人构成没有必要的伤害。我们应多一些宽容,多一些胸怀。谁知道今天你所厌恶的,不会成为明天的经典? 

　　近日,年轻的钢琴演奏者李云迪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独奏音乐会,上座率极高,据说与10月刚刚在同一地点举行过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大师波利尼不相上下。现场有不少观众发微博,对音乐会表示了由衷的赞叹。这原本是大众文化时代一个平淡无奇的事件,没什么可说。但一个有趣的细节,让整个过程变得耐人寻味了一些——那就是有专业人士指出李云迪演奏贝多芬时屡次弹错音的问题。 

　　事实上,“弹错音”的阴云一直笼罩着李云迪,只是也许他自己并不在意。今年早些时候,李云迪与香港交响乐团合作的演奏中,也因弹错音被不少专业人士指出。但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写下的那句颇有深意的结束语:但显然更多的普通乐迷都很享受他的音乐。专业人士和普通乐迷,究竟谁更有资格决定李云迪的水平? 

　　事实上,大众的美学观和专业人士的美学观发生冲突,已是这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事。就在我写这篇评论的时候,南方某报在微博上发表观点,评论时下热映的三部电影——《一九四二》《王的盛宴》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得出的结论是:宣传最弱的“少年派”赢得了胜利,谁说中国观众不懂电影?这是大众审美的一次完胜。比较近的例子,还有靠百家讲坛走红的于丹教授,在某个昆曲表演的场合,被台下的观众起哄事件。这些事,连同前文提到的李云迪的事,固然不在同一领域,却都涉及了一个虽多少有点残酷,但又无法回避的现象:美学的排异。也就是,不同的群体将自己的审美标准凌驾于其他群体的审美标准之上,从而演变成了一种党同伐异的审美领域的暴力。 

　　标准之争,历来不算新鲜。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诱发壮观的文艺思潮与革命。19世纪中叶,巴黎有一群画家,因创作与现行标准格格不入的作品而遭到主流艺术圈的排挤,这些人包括马奈、雷诺阿、莫奈、德加、毕沙罗等等。他们关注自然界中光影的微妙变化而非科学透视的写实,时常遭到主流评论界的讥笑。作为反抗,这些遭到“美学排异”的画家于1863年举办了一场“落选者沙龙”,将他们被主流审美体系排除在外的作品集中展出。其中,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因描绘一位赤身裸体的妓女与衣冠楚楚的绅士在草地上共进午餐的场面而遭到保守人士的剧烈攻击。更有评论家称莫奈的一副海港晨景作品为“只是个印象”。后来,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西方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而曾被用来讥刺的“印象”一词,成为整个流派的正式名称。前文提到的所有名字,都成了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举这么一个例子,无外想表明一个观点:标准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并不以人数的多寡和势力的厚薄为判断依据。不同群体对各自标准的捍卫,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而是利益作祟。当我和父母辈的人提到于丹遭哄事件,他们都很愤愤不平: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既有文化又没架子的学者呢?他们能够听懂于丹,但听不懂昆曲,对于他们来说,于丹或许就隐隐成了自己的文化代言人。李云迪是如此,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是如此,对很多非专业人士来说,他们选择名曲中旋律最优美的作品来演奏,他们出唱片、开演唱会、上春晚,他们就是“人民艺术家”。至于弹错了几个音,谁在乎呢? 

　　之所以专门写这样一篇文章,原因在于标准之争而导致的美学排异乃至美学暴力,已经成为越来越显著的社会现象,甚至会对不少人构成没有必要的伤害。 

　　如果说李云迪的“遭遇”还不算什么(毕竟他还不属于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人物),那么不妨看看陆川的遭遇、于丹的遭遇、改编红楼梦时的李少红的遭遇,以及拍了很多武侠剧的张纪中的遭遇。他们的文化水准高或低,几乎与他们承受的攻击没有直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坚持了自己的标准,这标准,或惹恼了大众一端,或激怒了专业人士一端,总之是里外不讨好。 

　　有没有可以调和所有标准的作品和人物?当然是有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发明“雅俗共赏”这么个词。但毕竟,这样的作品是少数,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要面临多种标准的博弈局面。让大家彼此调和、水乳交融,自然是不可能的。我所要呼吁的,是每个人多一些宽容,多一些胸怀。谁知道今天你所厌恶的,不会在明天成为经典呢?一味的党同伐异,只会让我们错过更多也许还不错的风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