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素描：郭红松）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扩大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作品能够征服评委并赢取桂冠，首先要得益于个人才华横溢的写作，他以瑰丽的想象，汪洋恣肆的笔法，扎根大地的精神，强悍而有力地书写着乡土中国。他的获奖，实至名归。

　　获奖是个人成就不假，同时也是一个广阔的时代和社会大势使然。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有18个专业评委，提名推荐的权利交予各国各种王公贵族、大学院校、学术机构以及历届获奖者手中。这个庞大的人群，每一类每一族都带着各自心腹事各种旨趣参与推荐，不可避免会有国际民族间事务的考量和博弈因素掺杂在里边。如今把奖颁给一名中国籍作家，足以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同时也说明了对中国事务的高度关注。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各项国际事务中所占权重系数越来越高。

　　有人说，莫言这次获奖是一个奇迹。世界上的奇迹本是没有的，得奖结果出来了，便成了奇迹。每一出所谓“奇迹”的背后，都是日积月累的艰苦努力的结晶。这个诺奖的奇迹，是莫言自己坚持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笔耕所创造，也是中国文学整体加强对外交流所取得的成就。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就是摆在那里。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外交流的步伐逐渐加大，无论是机构促成的互访，还是民间的文化文学交流，都使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更多更广泛频繁地被世界各国所认知。这一点，也是莫言能够在诺贝尔文学奖角逐中胜出的利好因素之一。莫言的作品，除了早期借助电影《红高粱》在八十年代获得国际声誉以外，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都是在新世纪这十几年被译介出去的。他的作品在国外被翻译成的语种版本最多，影响力最大。近十年来，在各种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上，都有莫言十分矫健活跃的身影：中国作协在境内外举办的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以及中日韩三国文学论坛活动，除了铁凝主席担任领队以外，莫言在超过一半以上活动中担任副领队和论坛的主持人；中国出版界近几年在世界各大国际书展作为主宾国参加，每次都将作家团作为主打团队，莫言作为带队副团长也几乎出席超过一半以上活动并发表演说；2010年和2012年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两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莫言作为著名作家和中国作协副主席主持论坛。这还不算国外出版社出版商不断邀请他参加与读者见面活动。在各种场合各种论坛，莫言以其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以其对时局的把握对人性的通透理解和认识，再加上机智善辩、风趣幽默的口才，一次次赢得各国宾朋和作家翻译家的赞誉。其风度翩翩，其超然恬淡，其纵横捭阖，其举重若轻。

　　莫言最著名的演讲要数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一席讲话，那次有多达百人的作家代表团参会，中德两国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开幕式。莫言作为主宾国副团长，发表“感知中国”的主题演讲，他从德国高压锅的压力这个隐喻谈起，谈文学的多样化，坦陈创作的心路历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忤逆权贵）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巴金号召的作家“讲真话”，在莫言这一代作家中得到了身体力行。

　　由于职业关系，笔者这几年参加了一些由中国作协组织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如2009中法、2010中西文学论坛，中国作协创办的2010庐山、2012天津“国际写作营”，以及2010和2012北京的两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此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作家交流活动……凡此种种，都能感受到机构所做的沟通和推介的努力，体会到文化交流和沟通并非如想象之难，所谓中外作家之间的距离，也并非有多么的远。走来走去，就如履平地，生人成熟人，熟人成老友，情谊浓浓，相谈甚欢。大家都是人，从“人”这一角度出发，全世界的作家们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都是人性的问题，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关键是，这种文化及文学交流工作，需要有人去做、去推动、去实施，要频繁往来，加强了解。否则就容易妄自菲薄，得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一辈子也得不上”的结论，或者如“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之类妄谈。

　　写作本身是甘苦自知的事情，文化交流亦如此。新世纪以来这十年文学对外交流，从艰辛艰涩到淡定成熟，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一个专业机构，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组织论坛、举办国际写作营等方式以及设立出版基金翻译推介作家作品等工程，向外传递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硕成果。十年磨一剑。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有了大盘筑底的足够厚实，才会有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今天的一飞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