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如何让地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合理转型，关乎无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湘西文学这一典型现象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问题的现状和方向。

　　著名画家黄永玉最近在《收获》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再一次将神秘的湘西推到人们眼前。这是一部长达70万字的史诗般的作品，小说以丰富的精神内涵，狂野的文风，奇异的风俗，展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小说连载了16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给当下的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风和强大的精神能量。无独有偶，同样用湘西方言书写湘西的湘西作家彭学明，他的长篇散文《娘》也给2012年中国文坛刮来一股旋风。湘西那位善良的娘、苦难的娘，使读者内心震撼，良知复苏，亲情回暖。

　　神秘文化的熏陶，超验世界的感知，是湘西作家与生俱来的财富。地域文学与文化发展构成一个共生互补的文明生态，文学传统好的地区通常文化积淀深厚，由这种厚重文化催生出来的文学，又大大促进了区域文化发展，湘西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湘西不仅是地理上和行政区划上的湘西，常常还包含着一层隐喻，即“文化湘西”和“文学湘西”。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人类精神未被异化的一面，人的心灵仍旧秉承着人性的高贵与童真。湘西出好作家、好文学，始自沈从文。近20年来中国文学面临很多挑战，湘西文学创作依旧保持着一种强劲势头。新世纪以来，已成气候的“湘西作家群”延续了前辈的辉煌，保存了人才实力，取得骄人的成绩，为新时期文学做出了贡献，为湖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来了活力。

　　“文学湘西”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一个异象，20世纪以后的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湘西这样，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学浪潮，第一次文学浪潮以沈从文为代表，第二次浪潮有一大批作家，他们是孙健忠、蔡测海、彭学明、张心平、吴雪恼等。第三次浪潮是新世纪以来，规模不小的一批创作势头正旺的作家，有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田耳、于怀岸等。有驻守在本地、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的吴国恩、向启军、黄青松、龙宁英等。湘西有好的文学传统，湘西人唱山歌，张口就来，有丰富的民歌、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在湘西，无论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都喜欢舞文弄墨。他们自发组织一些民间文学社团，如龙山县有几位农民自掏腰包创办了《农民文学》，主办者陈延琼、刘大印都是地道的农民。各县文联、作协也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如人口不足30万的花垣县就办了一本《边城文学》，办得很认真，刊登的作品也很不错。湘西自治州作家协会成立以后，本着出精品、出人才的宗旨，通过办笔会、读书会、交流会、改稿会，将作品送往毛泽东文学院、鲁迅文学院以及各种类型的文学评奖组织，帮助作家解决现实困难。田耳在凤凰县城卖空调，于怀岸在广州打工，彭承忠是一名乡村代课老师，湘西梅子也是一位打工妹，在州文联、州作协的帮助下，他们都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湘西地处武陵山脉莽莽群山之中，曾被形容为“中国的盲肠”。它怪石林立，田薄土稀，不适合农耕；高山阻隔，交通闭塞，也不宜商贸。在地理位置上它北抵鄂西，西接渝黔，南连桂北，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各民族杂居一起，是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地带。千百年来，他们与主流文化抗争、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多元共生的多层次文化结构，因此，湘西文化具有一种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一样的气魄和风采。在这样一种文化熏陶下，以沈从文为起点，近百年来，湘西文人创作出许多惊世之作。湘西作家几乎都是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天然地书写本民族历史、内心感受和精神变迁。湘西几代文人身上有极其鲜明的性格特征，湘西子弟多有游侠气，他们大气、豪迈、血性、刚烈，带着一股狠劲，这种性格力量刚好成就了湘西作家。同时，他们也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自卑，这种性格走向反面就容易使人轻狂、傲慢、极端自恋。湘西作家常面临着这样的内心焦灼和精神困境，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大环境下，作家需不断地进行精神突围，带着大悲悯、大感动，在历史与现实、虚构与想象、日常感知与形象类型化等问题上有精准的把握。站在人性的起点，以开放包容的民族情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湘西作家也不愧于这片土地赋予他们的灵气，近10年来，他们每年在各级报刊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在2800件左右。很多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诗刊》、《中国作家》等权威刊物上。每年都有四五部长篇小说出版。田耳是《人民文学》签约作家，他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张心平的纪实散文《发现里耶》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向启军的中短篇小说集《南方》获湖南省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在广州打工的于怀岸仅2007年一年就发表中短篇小说25篇，女作家龙宁英的散文集《山水的距离》获湖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奖。

　　世人通过“文学的湘西”进而认识“现实的湘西”。民国时期，便有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人被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文化所吸引，前来湘西旅游观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凤凰古城、吉首乾州古城、花垣边城、永顺王村、猛洞河等地成为旅游热点。人们在沈从文笔下的翠翠、萧萧、小寨客栈以及沅江酉水的排客中探寻现实的湘西。某种程度上文学带动了湘西的旅游，由旅游事业带来的前沿文化、时尚元素反过来又与湘西本土文化产生新的碰撞和融合，催生出新的湘西文明。信息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延续面临着威胁与挑战，民族精神的更新与重塑成为摆在湘西文化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年轻一代的湘西作家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的思考与探索。在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上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大多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标识，作品更多的是介绍民间文化，如对山歌的引用，奇异风俗的罗列。新一代作家在这方面有意突破，作品的主体构建在理解和把握上向更深更广的领域突进，着力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解读。如田耳的《衣钵》讲述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更深层面地呈现了湘西巫傩文化在当下社会文明中的生活形态和存在状况。黄青松的《名堂经》对成语的解读，包含了当代土家人的生命认知。龙宁英的《古歌》，用一种不同于前人的眼光重新打量苗族内心和灵魂。谢彦秋通过酉水河和土司源流的探寻，试图找到土家族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精神支点。他们通过深刻自审，自觉走出文化变迁带来的精神困境，将湘西元素巧妙地呈现，进行一种人类共通性的表达。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湘西作家开始关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裂变。在现代旅游与传统文化，矿产开发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湘西作家自觉负有一种责任，在文化更新与重塑方面，文学是有带动作用的。

　　湘西少数民族神秘文化哺育了作家，作家的优秀作品回过头来又滋养着善良、纯朴的湘西人民的心灵。湘西的文学传统使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独步于世，特色鲜明。随着现代大交通格局的形成，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项目的实施，现代经济对湘西的快速渗入，湘西的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新的经济变革中，文学人才极易流失。目前，中国文学创作最活跃的是上海、北京、江浙这样的发达地区和湘西、青海这样的文学传统比较好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才队伍如何在这个关键点实现跨越，曾经掀起第三次浪潮的湘西作家群固然自有强大的精神能量，但仅靠作家的自觉远远不够，需要政策支持和经济保障。湘西文学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物质条件方面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文学刊物生存艰难，作家个人经济拮据，出版困难，稿费微薄，青年作家遇到发展瓶颈时，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等。面对困难和外部种种诱惑，作家内心焦灼困惑，身心疲惫，有些作家被迫放弃理想。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湘西经济相对落后，目前对文化投入的比例很低。“文学湘西”既是湖南省的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品牌，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如何保护好、经营好这个品牌，不被转型时期诸多困难所摧毁，这是“文学湘西”面临的难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难题。湘西现象揭示了目前中国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性问题。需要作家自身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不使生机勃勃的“文脉”出现冰冻或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