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新华书店阅读《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闻舞/CFP

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初稿修改定稿手迹。[资料照片]

　　《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每一个词典编纂者，都应该做追赶太阳的人。词典的每一次修订，都是我们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攀登。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之一 晁继周 

　　江蓝生的手从北师大教授王宁的额头移开。“滚烫滚烫的！”她说。“这么多著名专家来给我们提意见，鲁国尧教授远道从南京来，张志毅先生从烟台来，王宁先生发着高烧在会上发了言……上哪找这样的机会，情义无价啊！”主编江蓝生心中腾起感动。

　　“我这几年，都在磨这个词典。”江蓝生说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6版。“这是大众期望最高的书。因为，典，给人提供依据。虽说没有一部没错的词典，但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要尽量减少差错。要提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研究，做第6版，我们开了21个研究专题，是否到家了？没有！还有些专题，没有列入。专家们对第六版给予了好的评价，我们稍微高兴一下就行了，下面就要诚惶诚恐地开始做第6版的修订工作了。”

　　和江蓝生一样，《现汉》编纂者们的心中，充盈着同样的温暖与感动，同样的忐忑与追求。

　　《现汉》已经发行了5000万册。从1956年编纂启动到2012年夏天开始第6版修订，这本为“现代汉语的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而编纂的词典，会衍生出多少感动你我的故事呢？

　　留在《现汉》影集中的主编剪影

　　1955年，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提到新中国建设的日程上。

　　担起《现汉》第一任主编担子时，吕叔湘52岁，是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一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在语言研究、推进语文规范化和普及语文教育、语文知识中贡献不凡。“由吕先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组织力强的学术大师负责完成国务院下达的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任务，是时代的正确选择。”学者韩敬体说。

　　在学术研究上如日中天的吕叔湘将要去开启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那里，既风光旖旎，也荆棘遍地。

　　“编纂一部比较满意的详解现代汉语词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首先，确定某一形式是词不是词；其次，作出词的语法说明——这些，在汉语语法结构的研究还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的课题。还有未见著录但是在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需要有系统地搜集。此外，词目的取舍，成语的安排，词义的分析和说明，例句的采集和选择，这些一般词典编纂法上的问题也都需要很好地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来解决。无疑问，这个工作是艰巨的。”（罗常培、吕叔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1956年）“出征”前的吕叔湘已十分清楚，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困难，但他依旧坚定地向前走去。

　　“主编不虚设。”北大教授陆俭明说这是《现汉》的传统。从吕叔湘担任主编的第一天起，这个传统就开始了。

　　1958年2月1日，吕叔湘亲自开始编写细则。5月5日的日记记载：“剩‘释义’一节，最难。”6月13日日记说：“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10月底，整理好的细则交付打印。这是怎样的一部细则啊，两万多字，180项条款，将8个月前众人心中虚无缥缈的《现汉》编纂之事，出落成一幅可以感受的蓝图。这个细则，历经半个多世纪，到今天仍然是鲜活的。一代又一代《现汉》编纂者用艰辛的劳动，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先生确定的总则，依然为我们今天提供着指导。”江蓝生说。

　　吕叔湘的日记，为我们留下了《现汉》编纂最初岁月的记忆。12月10日的日记说：“看一个‘成’字，平均每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12月30日的日记又说：“今天实足看稿约12小时，也只看了240片光景，合一个小时20条，也还是赶不上，而况不可能每周7×12乎！”1959年的元旦，吕叔湘也在赶着看稿：“今天看稿……光一个‘的’字就耗费两小时。”这样的日子还在延续。1月31日的日记记着：“白天黑夜忙着看新吸收的意见，天天如此，日记也顾不上写了。”日记就此中断了大约一个多月。吕叔湘仿佛是田径场上的竞技者，在与时间赛跑，拼尽了全力。

　　1993年，90岁高龄的吕叔湘又一次谈到当时的情形。“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历尽艰苦，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要编好一部词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而我们编《现汉》又有一些偶然性增加了工作难度。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有编过词典，要边学边干。二是工作生，这类的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

　　韩敬体记下的，是他听来的事情。“那时词典室办公地点在西单一带，而吕先生家住中关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都是乘公共汽车。中午带馒头，就开水吃，可他那时患着胃病。他每周要审改定稿2000条，平均下来，每天要定稿300多条，工作量极大，所以，晚上常常要带稿子回家看。1958年冬天，语言研究所搬到西城端王府，吕先生家也搬到了拣果厂，家离所近了，他就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到所里加班，真是极端辛苦劳碌。”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吕叔湘出色地主持编纂出《现汉》试印本，为日后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现汉》主编的担子放到了著名学者丁声树的肩上，“惜墨如金、保证质量、方便读者”三条宗旨贯穿他主持的编纂、修改工作始终，成果结晶为1965年的“试用本”。

　　丁声树是何许人物？朱德熙说：“就当时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说，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的学问真可以当得起博古通今四个字。”说到丁声树，著名学者刘大年“脑海里一直萦绕着这样几个字：志节高尚，学术精深。他一辈子淡泊为怀，以致淡泊到了忘记自己的程度，一辈子不知道‘热衷’为何物，尽管在辞书里他对这个词作过准确的解释。他所奋力追求的，只有国家民族的学术繁荣、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

　　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者，当国家需要他去主持《现汉》的编纂时，他义无反顾。

　　从1961年到1979年，在《现汉》主编位置上的丁声树，坠入了字网。“丁先生是最后把关人，责任最大。他在学问上主张精益求精，并且说到做到。通读字典不怕别人说‘瓶口细’，坚持一条一条看完。”“丁先生在词典室的19年，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里的19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长时间协同丁声树研究汉语方言、审订《现汉》（试印本、试用本）的著名学者李荣说。

　　与丁声树有60多年交往的学者胡厚宣记得，丁声树主持编纂《现汉》时，为了火车“车皮”一个词，曾找到他在铁道学院教书的大孩子反复询问了好多次。学者金有景回忆道：“丁先生的严谨，在《现汉》的定稿中也可以看出来。《白毛女》里有个词‘玉茭子’（玉米），这个‘茭’字读什么音，一时可供查考的资料不多。在确定读音之前，丁先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直到当面向著名作家赵树理请教了，赵树理说这个字读jiāo音，丁先生这才放心了。”

　　念兹在兹，丁声树平日里走路、乘车、吃饭、会客、上医院，总是放不下“形音义”。在修改《现汉》送审稿的四五年间，丁声树每个星期天都像平常一样到办公室看稿。即使是研究一个字，他也要求自己尽可能收集到所有的材料。

　　将“癌（yán）”字音改为ái音，是丁声树的贡献。他注意到医生口中的“胃ái（胃癌）”和“胃yán（胃炎）”是有区别的，而词典中两者却是同音词。“癌”从“喦（yán）”得声，历来如此。为此，丁声树特意走访了多家医院，才知道大夫们早已约定俗成地将“胃癌”读作“胃ái”。一切从语言实际出发，丁声树果断地将“癌（yán）”音改标为ái，从而在词典中将“胃癌（ái）”、“胃炎”严格区别开来。这一变更，肯定了医生们的创造，极便于一般人口头表达，很快为社会广泛接受。

　　学者单耀海回忆说：“1978年，《现汉》正式出版后，大家拿到了第一笔稿费，丁先生说：‘不要计算我的，我那一份不要。’”

　　丁声树最后是在《现汉》主编的岗位上倒下的。长期的高血压、心脏病最终摧毁了他的健康，突发的脑溢血，使这位语言学家丧失了部分思维与说话的能力。“丁先生病了。病了还是丁声树，照样背书，照样认难字。”到医院看望了丁声树，李荣回来对同事们说。谁想，两年后，一次更严重的脑溢血，彻底击垮了丁声树生命的顽强。再也不能说话，没有思维的丁声树，在病床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8年。

　　筚路蓝缕，艰苦备尝。这就是开创者们留在《现汉》编纂历史中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