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中国艺术报》“钟鼓楼”专栏刊发了评论文章《农民工阅读量高的喜与忧》，就最近一项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生活”的大型调查进行分析，指出农民工阅读量高于一般国民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日常文化生活贫瘠、可选择的娱乐方式少。这是有道理的。不过，调查中还有一项结果吸引了笔者的目光，那就是新文学作家中拥有最多农民工读者的，不是当前获茅奖的，也不是当代文坛上叱咤风云的，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火的赵树理的小说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什么是赵树理和路遥？文学的经典化需要一个过程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深入发掘，原因却不止于此。

　　是当代文学中缺乏好的农村题材作品吗？好像不是，我们不断有农村题材作品问世，且在业界口碑良好，瞄准农民工的“底层写作”也兴盛一时。那么为什么当下农村题材写作却与农民（工）阅读无甚关联？大概是出在作品的写作立场上。很多农村题材作品的写作并不是写给农民阅读的，而是给文学界评论界赏评的，所以他要用很多绚丽的文学技巧，或是兜着圈子讲故事，或是将文字当作变戏法，总之是，你读不懂、读起来费力，那就对了。

　　这还不算多大的问题，因为文学本身需要艺术性，更大的问题在于情感的悖离。作家们对于故乡、对于农村抱有的爱是真实的，然而在写作过程中就会出现各种偏离本心的问题，比如一些作家因离开故土后对故土进行反思时不经意间就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审视，自以为视界更开阔，实则脱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比如一些作品不描写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反而以奇闻异事为噱头，编造出很少能在农民身边出现的所谓农村奇人，以此博取非农民读者的眼球；一些作品不能抓住最能体现农民感情的当下的生活事件，却致力于将时代背景搁置到几十年前，虚构出某个大家庭里的恩怨盛衰，完全看不到近年来农村在现代化变革中经历的阵痛与所取得的成就；等等。并不是说这样写就不能出好作品，而是说这样的写作可能无法贴近农民（工）们的真正的感情。

　　反观赵树理和路遥的作品是怎样的？作家们比笔者或许更了解，他们是扎根于农民之中，所写素材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路遥采用的是最普通的现实主义笔法，赵树理甚至都是大白话，夹杂很多方言，不炫技巧，真正与农民语言是一体的。就他们写作的内容而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都似从生活中信手拈来，写的就是身边的邻居、乡亲家里的事，且都以轻松笔调为主，读来分外欢乐。路遥的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的正是农村现代化道路上农村青年们所面临的选择和精神上的困境，且极具励志色彩，恰与农民工们的心境相契合。他们也都擅长塑造鲜活的人物，从这些丰满灵动的人物身上，让农民工读者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所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的一切，他们怎么能不产生共鸣并喜欢呢？

　　不过，无论是赵树理还是路遥，他们的作品在评论界的总体评价并不是很高。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部作品的优劣与否，衡量标准不在于拿了几个奖，真正的好作品首先要贴近大地和人民，要得到他的写作对象的承认与喜爱，要给读者真正带来助益，比专家赞誉更可靠的是它在普通读者中的口碑。当下的农村题材作品，或许应该放下一些姿态，作家们应该认真地看看他的写作对象，不要迎奖而上，而是听一听读者的真正心声，这样也才能真正地反映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