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艺确实存在着某些群众不满意的地方，集中体现为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信仰、境界比较低下。这实际上还是没解决好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所以《讲话》仍是一剂特效良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董学文说。

　　“农民至今还在种粮食养活我们，可我们有的文艺家要么不写他们，要么就写他们非正常的所谓乡村爱情故事，写他们三角、多角的爱恨情愁，或者他们是怎样出奇地愚昧和落后。除了少数几部作品，请问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当下‘三农’问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曾庆瑞说。

　　“没有好的艺术标准，政治标准就是空的、没有用的。我们看好莱坞电影，从《巴顿将军》到《阿凡达》哪一个没有美国价值观的灌输？《阿凡达》在中国狂收13亿票房，讲的是美国的救世主拯救了这个星球，它的炫技让我们叹为观止，但里面同样有政治标准。我们该怎么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说。

　　……

　　这里在重温经典，更在观照现实。

　　日前，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共同主办了以《讲话》与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为主题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理论研讨会。20余位专家与艺术家再议《讲话》精神，把脉当代文艺。文艺的标准、文艺家的责任等诸多问题，从《讲话》到现实再一次对视、对读。

　　时代责任

　　“个人价值观的体现或者个人对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当前不少文艺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已经全然不顾，这是今天最沉重的现实。”

　　时代变了，但文艺对时代的责任不变，这是与会者从《讲话》中体会到的永恒的东西。

　　“文化确确实实成为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因为它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升。各地文化设施都成为一流的了，与之相应的是公民素质如何提高。文艺家的创作如何能为人民服务，这个问题需要全体文艺家反省。个人价值观的体现或者个人对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不少文艺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已经全然不顾，这是今天最沉重的现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说。

　　“据统计，今天的中国农村有2000万留守老人，4700万留守妇女，5800万留守儿童，留守儿童14岁以下的超过4000万。有多少人在关注他们？”谈到当今时代出现的新群体新问题，曾庆瑞语气沉重。

　　在北京作协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解玺璋看来，人们现在对文艺创作不满意的原因在于缺少精神性，缺少信仰，太物质化了，扭转这个局面当然依赖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人民情感

　　“文学为人民服务肯定不是一个项目、一场演出带来的，而是从字里行间，每个眼神、每个动作、每个剧情里体现出来的，现在我们缺的是这些东西。”

　　作为《讲话》精神的核心，为什么人与如何为的问题无疑是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言及于此，似乎或隐或显地总离不开一个词——“情感”。

　　基于对非遗保护现状的了解，北京民协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梁提出担忧，“《讲话》精神中对人民负责、要和老百姓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教导我们往往忘记了，所以今天非遗保护最大的问题是往形象工程上走，而不是朝着和老百姓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上走。”在刘铁梁看来，非遗保护中往往忽略了老百姓生活中运用民间文艺和各种民俗文化的价值。“片面解读的价值被强调，开发的价值被强调，为树立国家形象或争夺文化产品产权的意识被强调，这样最多是外价值的保护，不是根本的内价值的保护。”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表示，从《讲话》的历史语境和当下意义来看，关键是人民是否被看作文艺工作者的情感对象，有没有一种感情联系。“文学为人民服务肯定不是一个项目、一场演出带来的，而是字里行间，每个眼神、每个动作、每个剧情里体现出来的，现在我们缺的正是这些，而不是形象化的东西。今天确实存在形象化的东西压盖真正质感的现象，这需要我们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李云雷则认为，当下之所以出现许多不良文艺现象，就是因为大众化的文艺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例如影视和文学常以精英化的方式进行生产，以大中城市的精英阶层而不是以普通读者为预期受众。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索谦则指出，“当下文艺常常表现为空心化，也就是精神缺失。让文艺回归心灵十分重要。情感是文艺最本质、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没有情感和心灵的表达就无异于工匠作品，沦为流水线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