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张和平、尹力、樊锦诗围绕文化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文化强国必须有具体的内涵和标准

　　冯骥才（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强国必须有具体的内涵和标准。首先，要有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追求，所以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文化强国的形象，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第二，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创造出来，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强盛时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撑着。第三，还要有一个真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文化产业。对于产业来讲一定要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但做的既然是文化产业，就要担负文化责任，担负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唯利是图。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三个化”，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第四，文化强国涉及到文化的终极是什么，我觉得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我特别想提一个概念的思辨，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我们政治社会说得太多了，而现在我们提的是经济社会。但经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文明更重要。我建议有关部门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提“文明社会”了，“文明社会”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因此，第四条标准就是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全民拥有高素质的文明，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鼓励民营企业发挥积极作用

　　王健林（全国政协委员、万达集团董事长）：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的优点或优势有两点：一是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比国有企业有优势，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从夹缝当中生存起来的；二是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民营企业有两方面的困惑：一是资金投向，包括国家财政的资金投向主要给了国有企业，民营文化企业可能很难拿到国家的钱；二是在政策方面不平等。

　　数字化保护让敦煌文物永存

　　樊锦诗（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数字保护和抢救性保护是保护的两个方面。近70年来，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以莫高窟为家、以保护为天职，长期把保护作为一个永恒的根本任务。从历程来说，经历了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和永久保护。数字化保护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永久保护。文物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起码有几十年到上百年了，像敦煌这样的遗产，短的有800年、长的有1600年，而且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壁画和塑像。我们知道石头都容易风化，何况是脆弱的壁画和彩塑。我们把100年前和五六十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敦煌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怎么能留下来？这是我们一直思考的。所以我们在全国文化单位中首先提出数字保护，用数字技术研究怎么把文化财产完整地保护下来。尤其是高保真，颜色是逼真的、形象也是逼真的，这样整幅整幅做下来，为我们留存档案，为研究利用档案，为后世永存这份信息、为人类保存这份信息。

　　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存在

　　单霁翔（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近些年很多地方在发展文化以及文化设施建设时，热衷于一些历史上没有的，比如仿唐一条街、仿宋一条街等等，这不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方向。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投入放在真实的、亟待保护的那些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真实文物上，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些文化遗产只看作是被怜悯的保护，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今天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力量。最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吴良镛教授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我们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也提出：要使当今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有尊严地存在，它应该是城市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最有尊严的地方。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也要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文化遗产也要通过保护成为时代的强者。第三，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一定要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民众享受到文化保护对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只有广大群众从文化保护中得到利益才会倾心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更大的好处。

　　呼吁给中国电影更多地“松绑”

　　尹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电影审查不是一个新话题，从电影诞生起审查制度就跟各国的电影生产相伴而行。特别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快速发展的时候，在经济低迷、失业率攀高、整个社会处于颓势的状态下，好莱坞却快速发展，电影审查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实际上不是要不要审查的问题，而是用什么尺度来审查的问题。中国的审查制度，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来规范电影从业人员。但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涉及的题材不断增加，每年两会上电影界的政协委员提出了很多关于电影的提案。其中很多的是呼唤电影法的诞生，这个法实际上是让电影的摄制、生产、制作能够有法可依。在电影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希望给电影更多地松绑，为电影提供更加宽松的创作和制作环境。

　　改革使北京人艺焕发活力

　　张和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文化体制改革是审时度势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人艺有她的历史积淀，但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班子和队伍的不团结，没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现，所以也曾经一度被社会诟病为“一锅粥”。随着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我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机制改革。2008年我们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以艺术生产为中心，落实“三个提倡”，实现“一个目标”。我们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用人和分配机制上的改革。2010年我们再次提出以机制改革为动力，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

　　由于这些机制方面的改革，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调动，可以说在社会上、影视界成名立万的所有演员整建制地回归了舞台，全面承接了老一辈艺术家打下的江山，我们恢复了20多部经典剧目，包括《雷雨》《茶馆》《北京人》《日出》等剧目，拉开大幕就可以演。在继承过程中我们不断进取，这几年推出了《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窝头会馆》票房达到2268万元。人艺多年来票房徘徊在1280万元左右，2008年达到1439万元，2009年达到2767万元，2010年达到3200万元，2011年达到3227万元。截至昨天，今年的票房已经达到1065万元，也就是前两个月的票房已经快赶上原来近一年的票房了，应该说这是机制改革的成果。（记者张悦、王春梅整理）